接到赵文秋的信，我很惊奇，他从来不给我写信，这是怎么了？打开信封，却是一张大红的结婚请柬。
这个刁民要结婚了！真为他高兴！
赵文秋是刁民，这与我们老家是有极深的渊源的，所以还得从老家说起。
要说老家鹿鸣庄，一定不如说铁笔庄知道的人多。虽然在乡政府的行政地图上明明写的是鹿鸣庄，也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写过铁笔庄。
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据说，不知是哪个朝代，五龙县县太爷到民间视察，这位县太爷是南方人，会看风水。一行人出了县城一路向南，翻过三座山，趟过三道水，到了我们村北的鹿鸣山脚下，衙役抬着县太爷刚走到鹿鸣山的脊背上，县太爷就赶忙喊住衙役，自己一言不发，从轿子里爬出来，四肢着地，虔诚地向前跪行。衙役们不知何故，只好傻乎乎地抬着空轿子在后面跟随着，县太爷爬出有半里路，到了鹿鸣山的前坡，突然哈哈大笑，一个高从地上蹦起来，嘴里喊着：上轿！上轿！衙役见县太爷前后如此反常，问是何故，县太爷就说：刚上山时，发现这里山势连绵，水流不断，山水相依，气势不凡，山从虎，水从龙，这里一定会出握笔杆子的封疆大吏，我怎么敢在这里造次？到了这里再看，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村子前面一道崖壁断了龙脉，镇了虎尾，根本出不了什么大吏，只能出一群铁笔。
从此，鹿鸣山前有个铁笔庄的说法就广泛地流传开了。
何为铁笔？就是石匠的钻子。不知是现实印证了传说，还是传说附会了现实，反正村前确实有一道大崖壁，高有十余丈，长过一里，象道大屏风挡住了村子。村子里石匠也确实多，而且代代出石匠，有些小孩甚至不用人教，自己就会打石头，村里有人家盖房子，忽啦来一群人，保证人人都会砌墙，有在村里生活不下去的，就靠着这门手艺外出混饭。
这个传说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村子穷，刁民多。周围全是山，能有多少土地呢？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没有土地，怎能不穷？穷山恶水出刁民，村子里刁民多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刁民，有的很早已经过世，我不认识，有的跟我没有直接关系，跟我接触最多的就是赵文秋了。
赵文秋是我小学的同学，他学习不怎么样，脾气却是出奇地倔，用他妈的话说，脖子倔得能拧成根棍。第一次领教他的倔，是在小学二年级，春暖花开的季节，学校要求各班级教室前要栽上花来美化校园。我们班放学前就很快完成了任务，在教室窗前栽了一排从山上挖回来的野菊花。下午，班主任老师检查，发现少了一株，便向我们询问，赵文秋就说，是四年级的人移去栽他们教室前了。当时，正好四年级的班主任也在场，听赵文秋这么说，扬起巴掌就搧了他一耳光，并很气愤地说：“我叫你诬蔑！”赵文秋抹一把被打过的脸，声音高了八度：“我看见了，你也在那儿！”他的眼睛盯着四年级的班主任，把两个老师弄得很尴尬，还是我们班主任反应快，也许他已经看出了什么，推着正在气头上的同事道：算了吧，他的话不可信。转身又对赵文秋说：回去吧。
看着赵文秋一脸的不服气，我的心里很惭愧，因为我俩中午早早到校，确实看见四年级的人在挖我们的花，但我不敢说。
这件事对赵文秋很不利。有一次，我到办公室拿作业，走到门口，就听见四年级的班主任在里面说：他这么点点就敢当面造谣，将来肯定不是个好东西。我想，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一定相信了那个老师的话。打这事起，班里同学就明显疏远他，开始，他觉不出，当他感觉不对劲以后，他的脾气就变得暴躁起来，一有谁对他冷言冷语或是给他脸子看，他就跟人家干起来。他长得墩墩实实，别人都打不过他，挨打了，就哭着找他妈，等他回家，便少不了一顿苕帚疙瘩。他妈有哮喘病，一个病老婆子气喘吁吁地却也打不痛他，他是不怕的。久了，便很少再有人到他家告状，他成了一个好汉不稀惹、赖汉惹不起的角色。
他跟我倒很和得来。一来，我学习好，又不疏远他，他可以抄我的作业，二来，我们两家是邻居，他的家就在我家屋后，上学时两人相互叫着，放学时，一起结伴回家。邻居间总是感情深一些的，大人们的亲密往来无形中会让小孩子们受到感染和影响的。
秋天，学校放了五个周的秋假，这在农村是惯例，每到夏收、秋收的农忙季节，学校便放假，让学生回家帮队里、家里干农活。放假对我们是大大的节日，放假了，我们就不用整天起早上学，坐在课桌旁听老师唾沫四溅地讲什么枯燥的行程题啦、装载题啦，也不用一边上着课一边却偷偷地听外面人喊马叫而急躁难耐、想入非非却又要装出一本正经听课的样子，所以，一到假期，我们便自由了，三三两两地跟着大人们上山刨花生，或是一边扑打着花生根部的泥土，一边偷偷地趁队长不在的时候大吃大嚼，或是在大人们休息的时候跑到近旁的水湾，脱掉背心、裤衩跳进去洗个痛痛快快。山上的景色真是太美了，漫山遍野成熟的庄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轻盈的小鸟在头顶叽叽喳喳地叫着，肥硕的蚂蚱倏地从这边飞到那边的地头上，太阳光暖烘烘地洒在身上，舒服极了，闭上眼睛，感觉就象盖了一床大新棉被躺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山上的东西也真丰富，这时，不仅是花生，就是那新刨的苞米棒子、萝卜，甚至地堰旁的苦菜、甜根草也成了我们解馋的美味。一天下来，我们这些“小劳力”还能为家里挣五六个工分，真是快活！
放假的第二天，我们这些小劳力就被队长派去从地里往外扛苞米秸子。一上午下来，身上又脏又痒。午饭后，文秋就来叫我到大坝下洗澡。我们村平地很少，农业学大寨时，人们顺着鹿鸣山的坡势，化零为整，连起较大的地片，这样，每块地边就要垒起一堵坝样的墙，每堵墙下都有一个不大的水湾，平时蓄水，旱时浇地。“大坝”在村后不远，因其在鹿鸣山所有的坝墙中最大最长，特别明显，村民便习惯叫作“大坝”。晌午的太阳热辣辣地烤着地面，天静得没有一丝风，光着的脊梁被烤得象针刺一般用手一蹭就火烧火燎地痛。
水湾里早有五六个跟我们般大不小的孩子泥鳅一样赤条条地嬉戏，见了我俩只在水里嗷嗷地叫着、扑腾着。水湾本来就很小，水也很浅，经他们一扑腾，底下的黄泥早泛上来，整个水湾成了黄黄的一汪泥汤了。我的脑子一下子变得跟这混浊的泥水一样，本想跑出来洗个舒舒服服，哪想到水已被搅得泥浆一样，太阳热辣辣地烤着，汗水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淌。
“快，下喽！”在我立着的时候，已经脱得光溜溜的赵文秋在我身后推了一把，我没来得及反应，本能地闭上眼睛嘴巴跌了进去。水很浅，刚到胸口，我扑腾几下想站起来，只感到脚下的淤泥吱吱地从脚趾缝往外冒，滑溜溜的，如同踩上了一堆牛粪，令人作呕。突然，一只蛤蟆在我眼前一闪隐入了水里，我平生最害怕的就是这疙疙瘩瘩的东西，乍一见，浑身便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我没好意思声张，只是慌慌张张地往水边跑，其实只是弓着腰使劲摆动两臂迈动两腿，跟逃一样。越是慌张，越觉得前后左右的浑水象一张带弹性的网，脚下的淤泥象一块强力的吸住了铁屑的磁铁，怎么也逃不出去。慌乱中，又扑倒在水里，没及闭嘴，呛了满满一口黄泥汤。
我浑身哆嗦，心里象吃了苍蝇一样恶心，当我爬上来的时候，赵文秋他们却在水里嘻嘻哈哈地笑。我下意识地低下头，背心和裤衩正湿淋淋地往下淌着水。
“走，我拔个萝卜给你吃。”见我要走，赵文秋跑上来扳着我说。
大坝上面是一片萝卜地，这个季节的萝卜还没长大，大的也就刚刚比大人的拇指粗，因为萝卜都是种在垄上，这会儿已经能够藏住野兔了。
这是三队的一块萝卜地，地北头搭了一间看守小屋，放假时，三队安排了身体单薄的冯顺儿和冯秋平看守，凑巧，当赵文秋刚爬上地边弓腰拔起一个萝卜，屋里的冯顺儿出来小便，地不大，又是光线充足的秋日午后，冯顺儿一眼便看见了光身子的赵文秋。
“赵文秋！”冯顺儿大喝一声，声音里满含着善良人们对窃贼的憎恶、愤慨和仇恨，在那个贫穷的年代，生产队里的粮食及地里的一切作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证，是集体的宝贵财富，严禁偷窃，多数村民对这种偷窃行为深恶痛绝，更何况，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爱护公物。
听到喊声，赵文秋没顾上拔第二个，一转身，“扑嗵”一声从两米高的坝上跳进了水湾，紧接着，三步两步从水中窜出来，抢起地上的背心裤衩，喊一声“快跑”，便躲进了附近一片刺槐地里。我本来还有点想吐，这时也顾不上了，仿佛偷萝卜的是我而不是赵文秋，我也象一个胆虚的窃贼一样跟着他跑进了那片叶子泛着亮光的矮刺槐地里。
我惊魂未定地扒开密密的枝叶，在一块平坦少树的地方找到他，他正坐在那踮起身子招呼我呢，我踅过去。
“给！”他嘻嘻地笑着，伸出右手向我亮出刚在腿上擦过的那件战利品。不知是在水中洗过还是刚才在腿上擦过，那小东西干干净净的一清二白，我接过来，早忘了害怕，没有埋怨，也没有感激，张口就咬。只要有吃的，我们会什么也不计较的。
少年人很快就会忘掉恐惧和不快。当我们一起赤脚踩着烫人的山路往回走的时候，已慢又说又笑了。
“秋子，你去偷人家的萝卜了？”刚进他家的院门，迎面就见他妈气呼呼地站在当院，手指着赵文秋的鼻子尖声喝问。问话时喉管里发出破风箱般“吼吼”的声音。
我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冯顺儿没追上我们，就到他家告了状。我当时只气得咬牙切齿，恨冯顺儿公报私仇，冯顺儿背后老是造赵文秋的谣，那次，在村前大槐树底下，两个人碰面，赵文秋把冯顺儿好一顿打，冯顺儿怀恨在心，不过他打不过赵文秋，何况是他自己不好，这次可是逮着报复的机会了。
“没有”赵文秋回答得又快又干脆，以致妇人没说第二句话就顺手抄起猪圈墙上拌猪食的棍子朝他身上打去。
“我叫你犟嘴！”
洗过澡的光身子让日头一晒本来就不舒服，再加上狠狠的一棍，赵文秋的后背马上凸出一条长长的红印子，躲闪的同时，他抄起一把铁锨一格，落下来的第二棍就被格开并从他妈手里飞了出去。
“好啊，你个强盗……你个刁民……你去偷吧……你去抢，你去打，你个驴操的……”他妈一腚坐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起来。
她的肩头随着哭声一抽一抽的，病秧秧的样子真让人心酸。本来，这次文秋偷萝卜是为了我，我真想跟这个老嫂子解释解释，可她正在气头上，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要怎么说呢？
赵文秋愣了片刻，扔下铁锨抓起我的胳膊冲出院门，后面传来他妈声嘶力竭的叫骂：“你再不要来家，你个驴操的……”
我们没有回家，我俩漫无目的地在山上游荡，直到大人们都开始干活了，才若无其事地走进地里。
晚上在家吃夜饭的时候，听见文秋家里他爹粗野的骂人声，间或有巴掌打在身上发出的啪啪声和什么东西撞在门上的嗵嗵声，我断定，文秋他爹在打他。大人们都出去劝阻了，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躺下，什么也不敢想。
第二天早饭后，他来叫我上山干活，身上穿了一件长袖褂子，脸上乌青的，我想昨晚一定给打得不轻，我惊叹他竟能一声不哭。
从那以后，街坊邻居大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似乎他跟大家不是一个群种的，村里盛传着赵文秋怎样偷、怎样打他妈。讲的绘声绘色，跟真的一样。小村这一点确实不好，一丁点小事，一传十，十传百，别说有意，就是无意之中也会慢慢变味、走样。譬如，第一个人说有人“撒了粮”，传到后来可能变成“杀了娘”，于是无中生有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让当事者说不清道不明，徒然背一口黑锅。
小学毕业，我考入离家四十里的公社重点中学，赵文秋也升入邻村一年普通联中，那时，正赶上片面追求升学率，我便在新学校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了，间或想起他或偶尔回家一趟也不容易见到面。初中毕业我顺利考上县重点高中，文秋没考上，带着初中毕业证回了家，跟着他那牯牛一样强壮的爹成了队里的“壮劳力”。离家更远了，学习压力更重了，我就无暇回家，以往的同学、好友就无心涉及了，对于赵文秋的情况，只从哥哥偶尔来送粮食时探听个一星半点，不外乎他还在队里干活啦，他跟生产队长打架啦，他又偷东西啦，等等。每当谈到这些时，我的脑子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文秋他妈那抽搐的双肩、院子里飘浮的鸡毛、炕上那领不知铺了多少年、用破布糊起来的旧席子，还有文秋倔强的模样，心里便为他叹息，我真想写信劝劝他“本份做人”，然而我终于没有这样做。分隔时间久了，都要适应新环境，熟悉新情况，眼友之间或多或少不免产生一层隔膜，再者，我能说什么呢？别人都恨他，都说他坏，特别是这个“偷”，朴素的村民都憎恶这个刺耳的字眼，一听“偷”，人们便如同逃避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一旦见到了偷的人，又都个个咬牙切齿除之而后快。质朴的乡人，淳厚的民风，我能理解他们的心，他们穷，自然把衣、食、住、行放在了首位，要是有人侵害了这部分利益，那比骂祖宗还要让他们难以忍受。我偏又觉得能理解赵文秋，是理解吗？还是儿时那段朝夕相处的时光给我的偏爱？一种印象、一种念头朦朦胧胧地在我心中徘徊，他是本性就坏吗？他是为穷而偷吗？他为什么不能象别人一样安分守己？反正，错，也许，他是错定的。
我还是想给他写几句话。当我提起笔时，心里又犯嘀咕了，写什么呢？说他不对说他不应该这样做说他应该听大人的话本本份份做个好社员？不行，这个我是没有资格说的。说一说我们小时的友谊回忆一下我们那时的欢乐？这对他有什么用？倒是用伙伴的情谊安慰了自己，求得了个心灵的满足，太没意思！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搁了笔，既然我无能为力，也就不必徒劳，既然他已经属于“好不了了”那一类人，从心理上我倒认为远离一点的好。
村里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也就是冯文虎买了拖拉机跑运输的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在我们小村引起了轰动，街头巷尾，村民没有不议论的，毕竟，多少多少年以前，县太爷就已经预言过，我们村只会出铁笔，不会出真笔，恢复高考都五六年了，别的村都有大学生了，唯独我们村没有，书记女儿复习了五年，最后还是没考上，没办法，命里如此，铁笔村名副其实着呢。而我，竟破了这咒语！从村长、书记到家族长辈再到街坊四邻、本家兄弟、儿时同学，好多人到我家祝贺，就是没有见到赵文秋，问他的父母，只说是跟他大舅在县酒厂干了推销员。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和酒厂厂长打了一架，夺了人家的权，连人家的闺女也弄到了手，自己干起了厂长，并且给村里捐了两万块钱在玉龙河上建起了一座小桥方便了村民进出。
世事多变，谁又能料到将来是怎样的呢？刚刚毕业两年，就发生这么多以前想不到的情况。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家参加他的婚礼。
汽车在县城停下。两三年的工夫，县城变化可真大，站前广场，原来四周只是一些小杂货铺，如今，全是新型建筑，广场对面，不知何时竖起一幢五层高楼的人民商场，熙熙攘攘的人群正从那里进出，站前广场上，各种牌号的小轿车、面包车、小三轮车排成一个方阵，等着客人。我坐上一辆黄色面包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又徒步跋涉半个小时，终于翻过鹿鸣山，回到了老家。
爸妈见了我很高兴，寒暄之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赵文秋身上，妈说，秋子的婚礼可能得拖拖了。我问原因，妈说，秋子在县城抓了一个小偷，让小偷捅了一刀，住院了。
第二天，我特地到县城去看他。多年不见，他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在心里急于想知道，虽然在我觉得跟他真的算不上什么朋友，但最起码是儿时的好伙伴。
文秋半躺在病床上，正倚着个枕头看一本书，旁边一个背影很俏丽的姑娘在给他剥桔子，乍一见我，他很兴奋，扔下书，要从床上下来：“五叔，是你……”
“怎么，想不到吧，我的大英雄。”我笑着走过去，顺手把一提袋水果放在床头柜子上。
“淑雅，快，这就是我说的咱五叔，咱村第一个大学生，状元呢，我们可是一块光腚长大的。”他一连说了好多话，看不出受伤的样子。
女青年便羞涩地叫我五叔。
“这位是……”我看着女青年特意向文秋明知故问：“不是说你和厂长干了一架，又夺了人家的权，怎么……”
他嘿嘿一笑，挠挠头：“她爸是厂长，厂子不景气，老赔钱，我就跟她爸吵了起来，我说我承包厂子，老头子不但不生气，还看中了咱这倔脾气，至于她嘛，那是周瑜打黄盖……”他称未来岳父为“老头子”，我明白了。
“你的伤怎么样？”我坐到床边问他。
“没事，不过也真他妈窝囊，让那小子捅了一刀，那小子太缺德了，偷一个乡下老头的钱，人家老头是给儿子买彩电结婚的。”
“呵，你不是也偷吗？怎么管起别人了？”我故意揭他的伤疤。
“嘿，五叔，你还不了解我吗？”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了解他吗？我了解他什么呢？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再过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向往一种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呢？我也说不清，反正是更自由，更幸福，更能体现自我价值的那一类了，这是否就是赵文秋向往和追求的呢？既然我连自己都说不清，对他，我又知道多少呢？
婚礼如期举行，文秋家里置办了十桌酒席，几乎把所有的亲戚和村里的长者都请了，自家摆不下，就在邻居家里摆起酒桌，我家的炕上、地下也摆了两桌。大家痛快地干杯，从中午一直到日落，热烈欢畅的气氛中，人们说着称赞文秋的话，说着祝福他的话，把现时的文秋跟以前那个“好不了了”的文秋截然分开了，他妈的哮喘病早已好了，这时，跑前跑后地张罗，脸上笑得成了一朵老菊花。小村人有自己评价人物的标准，更直接，更实在，一是一，二是二，似乎不带自己的感情，又似乎带着他们全部的最纯洁的感情。
初夏的舒爽延续着筵席的热烈。我离开筵席，一个人信步走出来，脑子里想着文秋的事。我为这位伙伴高兴，甚至多少有点嫉妒，是什么力量使他变了呢？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从来没有真正涉足过社会，因而对社会的感触也就不深，赵文秋有今天，我除了高兴和激动之外，似乎找不出其它的原因。
屋里客人们仍在热闹地吃喝谈笑，我觉得应该在他们新婚之夜说几句祝福的话，不仅作为朋友，也不纯是流于风俗，我真的应该祝福他，本来，他只能沿着一条父辈们为他设定的路走下去，然而，他没有，他走了另一条路，一条本不属于他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