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不爱照相的，从刚懂事的孩子，到没有完全糊涂的老人。年轻人更不用说，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性不怕每天都将她的美丽瞬间留下来。但照相又是一个花钱的高消费形式，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也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才到照相馆去照个像，或全家像，或一寸二寸的单人像，镶在像框里，挂在墙上，供自己和来客欣赏。

进入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活动领域的逐渐拓宽，照像已不拘限于馆内，而是进入街头景点实景拍照，于是街头及各旅游景点的流动照像行业也就应运而生了，并且此时的照像己采用了彩色技术。但没有几年，流动摄影者又悄悄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原因是照像机进入了百姓家庭。

我家买照像机不算早也不算晚，是1988年。因收入相对较低，买不起好像机只能买个傻瓜。这个傻瓜是找单位一个跑外的在广东捎的，汤姆牌。听名字是外国的，可给中国人照像也毫不含糊，真稀罕。我不知傻瓜这名字是如何得来的，是说像机太傻，拿它照什么它就照？还是指随便一个傻瓜拿它也会照？我妻倒不算太傻，但她却不会照，一照，不是切头，就是人偏一旁，再不就是人头好像从水里拱出来一样，使劲放在照片底部，真可笑。

傻瓜像机小巧玲珑、携带方便，走到哪里拿到哪里，我爱不释手。但那时只给自己的家人照，一般不舍得给外人照，更不懂得照风景。参加过几次市里的重大庆祝活动，也没想到照个照片，留个纪念，可能也是因为不舍得，但是你越不舍得用它，你越用不长久。

这个傻瓜平时我把它锁在抽屉里，以防丢失。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发现门被撬开了，我马上意识到招贼了，赶紧到锁像机的桌子旁一看，傻眼了——傻瓜被盗！被盗的还有其他钱物，我立马报了案，在丢失物资登记表上将汤姆列在第一位，天天盼着它的失而复得，但最后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1994年我又舍痛买了个傻瓜，这个傻瓜为我女儿留下了不少可爱的镜头。当年我们上北京旅游从文登照到北京站，从故宫照到八达岭，过足了瘾。1996年登泰山时，早晨在泰山顶照日出，结果跨崖的时候不小心相机掉到地上，将这第二个傻瓜彻底磕傻了。

大傻丢了，二傻残了，家庭财政也不拨款了，呜呼！我的摄影爱好从此也就搁浅了。

2003年女儿考上大学，学的是工艺美术专业，有摄影课程，学校要求买照像机，我暗自欢喜。经反复搓商家庭财政拨款买了个相对高档、价格稍贵的凤凰牌照像机，这是部可以搞创作的像机。外形美观，功能多，可调焦距，可对光圈，镜头能拆卸，在机身上还有一个可调角度的大闪光灯，豪华气派，再配个大硬皮背包一装，背到哪里风光到哪里，展展扬扬，走起路来都一炯一炯的。

女儿拿着这个像机在学校里只用了一个学期，学科结束，便捎回家，自此凤凰成了我专职玩物。

我背着它给别人照像，像个有经验的摄影师，煞有介事地拉开架式，蹬腿躬腰探身，闭一只眼，半张着口，手指调来调去，被摄人的表情都被我浪费掉了。他们每次都被问“好了没有？照了没有”？ 哈哈真可笑。

凤凰是个胶卷相机，买卷，冲洗，既麻烦又花钱，照片效果还受影响，许多摄影界朋友怂恿我买个数码相机，将那个“破”凤凰淘汰了。我哪能这么狠心，又恋恋不舍地用了几年。08年春天在朋友再次怂恿下，我一咬牙一跺脚，向财政申请了专款，花了近半万元买了个尼康D60。自此尼康到了手，凤凰也就抱了窠。

据朋友鞠鸿杰讲，尼康D60虽算不上专业相机，但在业余爱好者手中把玩，也是很上档次、很够级别的。尼康D60的自动化程度很高，貌若绅士，形象生动，但实际跟傻瓜一样简单，照一般的人物和场景完全可以对付。在他的指导和说明书的帮助下，我的摄影技术提高很快。

我经常背着它与商春波等几位大师一起奔“南海”，登“圣经”，赴“文登学”去“抱龙”，记录着文登的山水美景，见证着文登日新月异的变化。摄影技术虽不高且有滥竽之嫌，却也偶有佳作并乐在其中也。

用尼康拍出来的照片比傻瓜、凤凰可强多了，数码技术清晰度高。我将继续用它拍出更好更美的新作。

可爱的尼康，我心爱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