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全伦小说《村野》漫议
石 践
法国当代文学大师玛格丽特.杜拉斯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哪一种作品不是音乐性的。笔者在阅读陈全伦(笔名沈川仁)的中篇小说《村野》（载《文登文艺》2000 年第二期）时，确实有一种沉浸在音乐中的感觉。小说似一首二胡演奏的叙事曲，时而舒缓， 时而急骤；琴声里有田野的芳香，有爱的温馨，有悲壮的死， 更有一个青年人生活路上逐渐成熟的脚步声……作者用朴实、 清秀的笔触和倾注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演绎了一个昆嵛山的儿子生命长河中的一段插曲，给人们以面向生活、 热爱生活的召唤和一种充满信心、积极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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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野》采用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平和素朴的叙事， 对七十年代初期昆嵛山人的生存方式及一段历史作了较为丰富的表述。小说的主人公是高中毕业生麦收。
麦收是不幸的，他赶上了“革”文化的“命”的时代；麦收也是幸运的， 他生长在一个纯厚、清明且乡情浓郁的昆嵛山村。他即将走向生活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留恋校园生活，期待获取更多的知识，“从心里讲，我还真没念够书。 ”但当时的现实无情地关上了麦收求知的大门。另一方面，和所有的青年人一样， 他对生活充满了渴望，急待干出一番事业，于是，“怀着无比亢奋的心情， 牵着我的战马出征了”。尽管生活的道路坎坷不平，但他的回答不是绝望，不是悲凉， 而是一种向上的自信，一种健康的力。同时，在他蹒跚学步的路上， 得到了来自母亲、五更叔、奎叔、国畔哥等等的关爱。在磨砺与关爱中， 麦收迈出了生活的第一步，从而人生有了第一笔值得纪念的收获。
五更叔是小说中另一个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 他的身份是农村最基层的官——队长，而且还兼任车老板。在麦收的眼里，五更叔是一个“为人正直， 处事公道，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男人。对这一人物作者虽着墨不多， 但却光彩照人。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麦收妈想让儿子当记工员，就给五更叔送了点礼， 结果第二天五更叔就让女儿给退了回来，还倒贴二斤白糖，记工员也没让麦收干。乍一看，五更叔的做法似乎不近人情，可到了夏天，五更叔却主动找麦收， 让麦收跟他学赶车，原因是通过一年多的磨练，“几角子冲活麦收都能顶得住”。看到这里， 我们方始明白，五更叔对麦收是十分关爱的，但这爱是有原则的，是负责任的。 小说结束时，五更叔为了救麦收而英勇献身了。发生死人的事是偶然的， 但五更叔面对生死关头的选择，却是必然的。从五更叔身上， 我们看到了老一代昆嵛山人那永不磨灭的精神之光。
在《村野》中，作者对昆嵛山区的山野风光、 物候景致及风土人情都作了很多精心的描绘，视角独特，语言生动，读后让人感觉到一股清新的山野之气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为全篇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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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村野》，掩卷深思。这部中篇小说即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 书中人物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更不带有使人头晕目眩的刺激性。那它凭什么吸引我读下去，并且读后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作者敢于正视现实， 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的再现那一段历史， 从各个生活侧面反映了那一段生活的真实，通篇充满了真情实感。
所谓现实主义的方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按照生活的原来样子去反映生活。 别林斯基说：“现实主义有两个基本条件，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鲁迅也说过，“真实永远是艺术的生命”。 尽管大家一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有着种种众说纷纭的见解， 但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必须以客观存在的生活真实为现实基础。否则， 我们的作品就会流于空洞、单调、干瘪，缺乏人间的烟火味。 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承认：“虚幻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
眼下文坛热闹得很。也浮躁得很。各种宣言、旗帜日新月异， 已呈“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后朦胧，新人类，另类……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天。以致有人撰文调侃道：后的后是什么？
笔者认为现实主义仍然有着十分广阔的道路，应该继续探索下去。 当然我们并不排斥他，西方文学，拉美文学， 苏俄文学都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特别是苏俄文学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鱼王》、《一日长于百年》等， 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已走向多元。每个作家都可以寻找一条跟你自己的修养、 经历、个性和思维方式相吻合的道路。陈全伦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路。他的《村野》及以前发表的小说《生产队岁月》、《杨花似雪》等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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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首先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王蒙语）。所谓发现就是要从平凡的、 芜杂的甚至是单调的貌不惊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迷人的、有趣的、有诗意的、美的、 发人深省的和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要想做一个好的发现者（即是好的小说作者），你必须深入生活。所以爱伦·堡说：“作家不可能是人类喜剧和悲剧的观众，他只能是参加者。”
陈全伦是昆嵛山生活的参加者。他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 昆嵛山的乳汁养育了他，给了他以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生活积淀。 他与昆嵛山有了密不可分的默契。
陈全伦也是昆嵛山生活的发现者。 他从大娘笑绽的皱纹里发现了往昔的艰难，从一对青年男女的背影看到了童年伙伴的友情， 从农用车欢快的引擎声里听到了当年五更叔鞭下的一串串马铃声……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 观照往日的生活，回顾昆嵛山的昨天，从而有了新的文学觉悟。麦收、五更叔、宝盆、 大涣子等一个个鲜活的、真实感人的、充满人情美的昆嵛山人就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当然，艺术真实决不等同于生活真实。 陈全伦塑造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会有他过去生活的印迹，但陈全伦决不等同于生活中的麦收， 五更叔也决不是村里某个具体的人。小说中的麦收，是陈全伦把张三的家境、李四的性格、 王二麻子的故事，加上自己年轻时候的心理体验，捏合在一起，塑造出来的一个新人， 一个典型的昆嵛山青年。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最衷爱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他的故乡， 也可能是他的再生之地，还有可能是他梦中的香格里拉。 他会在这块土地上做一个终生的守望者，譬如沈从文和他的湘西，贾平凹和他的商州，威廉.福克纳和他的虚构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西班牙文学家德利维斯在论及作家的世界性这一观点时指出：“在一个小镇上写这个小镇的生活，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小说家最崇高的任务， 就是写好他有幸在那里生活的那块地方。”陈全伦就是一个昆嵛山的守望者。 他不受目下文坛“东风夜放花千树”般的诱惑，平心静气，耐得寂寞，坦然地躲在“灯火阑珊处”，辛勤耕耘，潜心为文，为昆嵛山人树碑立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陈全伦付出了心血，一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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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接下来还应该谈谈《村野》的不足之处。文学鉴赏， 具体到个人，每个鉴赏者差异相当大。西谚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古人也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到了老百姓那里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此， 笔者不揣浅陋，谈两点个人管见，也是就教于陈全伦先生。
一是《村野》在构思上还有可以商榷之处。笔者认为，作为中篇小说，《村野》的人物设置似乎多了一点，如果减少几个，可能会写的更精彩。个别人物可以舍去，譬如文所哥这个人。他的出现既无助于推动故事发展，又与麦收的生活、 命运轨迹无太大关联，给人有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感觉。 而且此人的所作所为与其身份（老高中毕业）、素养（有一定艺术细胞）等不太吻合。
二是关于小说中使用方言土语。笔者以为小说的语言应简洁、朴素、达意。 语言能够也可以表现地方色彩，展示乡土特色， 但不易采用那些换了地域就让人难以理解的方言、土语和俗语。用多了，可能成为作品接近更多读者的障碍。 晚清时期出现的描写文人与妓女生活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其实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但由于全书对话部分系用方言（苏州白话）写成，除苏州邻近地区外， 其他地方的人完全看不懂，以至影响了作品的流传。 国内现已出版了著名作家张爱玲的普通话译本，易名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很受读者好评。应当承认， 在方言、俗语、土语中凝结了不少的传统文化和乡土风情， 适当使用已被大众接受的方言，可以增加小说的文化底蕴，使其更具乡土风味。
但如过度使用， 就可能要冒失去大批读者的风险。我们读沈从文、贾平凹、刘绍棠等作家的作品， 他们都极少使用方言、土语，一样为我们描绘出独具风韵的湘西、商州和北运河。
总而言之，《村野》是一篇描绘昆嵛山生活的好小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即便它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几十年前，斯蒂芬·茨威格就曾抱怨过：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也有纯属冗余的成份。况且我们还都不是大师。
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如同泰山极顶，成千上万的文学痴迷者， 不停的在向顶峰冲击，陈全伦自然是其中之一。 我们希望他不是一个从十八盘爬上去就坐缆车下来的人，而是要在登上山顶后，打开场子搭台唱戏， 让昆嵛山的故事在人世间流传。他人在旅途，已站在 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作品会日臻完美，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着他的成功。
用画面剪接的抒情长诗
——陈全伦中篇小说《村野》观感
崔珉
从没见过这样一篇小说，读它的时候像在读诗、赏画、听音乐，它视觉独特，写法新颖，语言犀利俏皮，描写精采传神，随着故事的推进，情节的层层剥离，小说向你展开了一幅昆嵛山农村的镶嵌画，使你的视听感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享受，你的心情说不出的愉悦和舒朗――这就是刊登于2000年第二期《文登文艺》上的中篇小说《村野》带给我的强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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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野》讲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年代里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男主人公麦收高中毕业回乡，在生产队务农，无非是怎样学着推小车、种豆，怎样学习割草、割麦子。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物悲剧，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就是这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体材，平淡得不能再无淡的故事，让作者用一种特别的手法，以其稳重老到的艺术气质，赋予了小说一种特别的艺术底蕴，把整篇小说写得美妙绝伦，精彩大气，呈现出诗歌、散文的意境美。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最美的东西往往是最真实的。《村野》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将上个世纪70年代胶东农民的生活情景，几乎“原汁原味”地“搬”到了小说中。
“现实主义精神——即从现实出发，而不有所粉饰或主观地看现实的那种严肃的、客观的态度，对于现实的观察的深刻性和具体性，以及把文学的基础和美学观点的基础，放在对于现实之客观的、真实的描写上――是现实主义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美学家胡风也说：“通过艺术特征真正反映了历史真实的才叫做现实主义。”
《村野》这篇小说所以这么好看耐读引人入胜，首先是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作者以老老实实 的态度，非常“写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历史环境和人物的文化心理背景，对当时昆嵛山 农民的生存环境、精神风貌，主人公回乡后的心态，以及在农业劳动方面表现的“无能”， 没有进行一点粉饰与拔高：“我”到集市卖萝卜时遭遇的尴尬，割麦子时被“夹了趟子”的 奇耻大辱，还有宝盆、昆叔这样一些血肉丰满的人物，都写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他们像粗砺的山石、蓬勃的野草，崎崛峥嵘地坦露着胸肌裸露着筋骨，流露着气壮山河的阳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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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阐述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表达的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里的主人公“我 ”绝非什么“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黑乎乎、粗墩墩，还长着一个不受看的“老婆腚”。
他虽然生在农村、长相普通，但他却胸怀鸿鹄之志。他并不甘心在农村拚死拚活挥霍青春， 可是70年代初期的胶东农村，农家子弟中学毕业除了回乡务农还有什么出路呢？他家境贫寒 ，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家里缺少人手，日子向来靠母亲支撑，他身为老大，生活把他推到了 农村这个战场，他又生性好强不肯服输，自然而然就挺直了腰身，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主人公身上最优秀、最可贵的品质，在于他积极处世、昂扬向上，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对生活充满了挚爱，对生命充满了激情。第一次推着满满一小车粪，跟着20多人组成的小 车队“浩浩荡荡”穿村而过时，他心里充满了激动与自豪，“挺直了腰杆，步履堂堂……
感觉像骑着高头大马应战出征”。同昆叔去野外割草，听着那“嚓－嚓－嚓”有节奏的割草 的声音，感觉“比割麦子的声音都好听”，正应了“劳动着是幸福的”那句话。主人公“我 ”因为前面长了大肚子、后面长个大屁股，不能像其他农民那样蹲着割麦子，就以一种奇特 的姿式――蹲着左腿、跪着右腿一点一点向前挪动，虽然这种姿势丑陋、难看显得咬牙切齿 ，但他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整个麦收。摔打了一年后，“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推小车的技巧 ，学会了割草、种豆、赶大车，而且壮壮实实地成长为一条心理成熟、体魄健壮的标准的农 村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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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佛心，就是一种大悲悯、大向往、大关怀”。本文作者怀着对农村、对故土的执着 恋情，准确把握并深入感受着深藏在胶东农民性格和意识中的美好东西，然后把流动于内心 的美好情感，巧妙地恰如其分地宣泄、传达出去，因此他有能力把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宝 盆、昆叔、五更叔、母亲、国畔哥等，都写得鲜活鲜活！好像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张三哥、 李二婶、王大妈，尤其“大涣子”这个人物，塑造得更是精彩到位。
大涣子因为长着一张不好看的“地瓜母子”脸而深感自卑，她平时性情腼腆，干起活来却是 把快手，和“我”配对拈豆时的潇洒自如，显示出了“大家”风范：“她赤了脚丫子，在拈 种的同时便用脚把窝埋上了，那脚白白肉肉的，似乎比那脸还好看”，“我在前面刨、刨、 刨，她在后面拈、拈、拈，我快点，她就快点，我慢点，她就慢点……有时我忽然莫名其 妙地加快速度，想要故意拖她，她依然不慌不忙沉稳老练地拈着”，那“手中的豆粒儿飘飘 地划着弧线儿向前面的窝中落去，有时三个窝儿的豆粒几乎是同时落下”，握着豆粒的手像 一支储满子弹的枪。大涣子虽丑，却敢于追求幸福，当她发现主人“我”不仅有同情心， 而且还是个有志气有抱负的农村青年时，就勇敢地发起了爱情攻势，虽然夹杂了一些善意的 小谎言，使用了一些拙劣的小技巧，但这些并未减少作家赋予这个人物的魅力。
充斥整篇小说的生动、传神、充满张力的语言，使这篇小说奇趣昂然、溢光流彩。小说中运 用了大量在昆嵛大地世代流传的土话、俗语，读来真实、亲切、生动——“宝盆就歪着鼻子 习惯性地用那根食指点齐着我”，骂到：“你这个熊鸡巴玩艺就是欠理实”；双成的母亲被 他的小把戏骗得眉开眼笑，最后才听说儿子把一顶帽子弄丢了，只好说了一句“你这个脏驴 近的，再没有说什么”。这些朴实、生动的胶东农民土语，在这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远非 我们惯用的规范语言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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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艺术家说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什么流派何种信仰，通往艺术的最高境界是 相通的。马尔克斯也好，川端康成也好，他们成功了，直指人类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 趋向而浪花飞扬，但“他们的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村野》的作者陈全 伦，生在文登，长在昆嵛山下，从小沐浴这里的仙山宝气，几十年蒙受大自然的熏染浸润， 他与这里血脉相通心心相印。昆嵛山之于作者，就像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约 克纳帕塔法之于福克纳。通读全篇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作者对脚下这 块土地的深情厚爱，小说的语言看似疏缓平和，其实通篇都是作者饱蘸激情的重彩浓墨。
陕西作家群的代表人物杨争光说：“决定一个作家创作风貌的，是这个作家的哲学世界观； 而一个作家独特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既有大的社会思潮、文化背景的原因，又有个人人生 经历和感情经历的原因。”这篇小说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作家充满感情的笔触。是的，有 了对昆嵛山的挚爱与胸中奔腾的激情，有了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准确的把握与深透的感悟， 有了作者十分了得的驾驭文字的独到功力，才有了对小说中许多场景的精彩描写，像打车棚 、推粪、割麦子、割草等一些场面的描写，可以说精彩得令笔者叹为观止！“种豆”一节， 更是字字珠玑如金盘落玉，充满了质感与乐感，其所展示的画面和营造的意境，美轮美奂妙 不可言！这哪里是在写一个劳动场面，简直就是在唱一首歌，绘一幅画，弹一曲旋律悠扬、 节奏起伏、余音袅袅的轻音乐！
——“麦收之后，老天做美，下了一场透雨，造成了极好的墒情。人们脱下穿了十几天的割 麦子穿的脏衣服，换上干净的薄衣衫”，“男人扛着小镢，女人拐着小篓”，纷纷攘攘地朝 各自生产队的山上散去……“雨后的麦茬地又软又暄，我亮起了小镢，‘它’的一声轻轻 一刨就是一个窝儿，它，它，它，它，我身子向后倒退着，轻轻地有节奏地向后刨着，眼前 一行均匀的浅浅的小窝就在两垅麦茬中形成了。”由于“我”和大涣子配合十分默契，所以 “我们中间便有了那么一种有节奏的韵律，如同翩翩起舞”，而大涣子“那双好看的白脚就 快速地交叉着向前挪动着，脚前还能冲起一道泥浪”——这哪里是在从事一种体力劳动，简 直就是在进行一场艺术表演。
对“推粪”一节的描写则可说既凄美又悲壮。“当小车队开始上坡的时候，我发现前进的速 度明显变慢了，车手们都走着八字，左右游动着向上推进，人们都把头深深地低下，远远低 于车上桥子的水平线而埋在两只车篓的后头，那腰就呈现一抛物线的形状，像拉开的一把弯 弓。那弯弓的最顶面已经远远高出于头的位置，使在后面只能看到一弯弯隆起的脊梁，那样 子是很残酷，也很壮观的。除了脊梁，另一个受力点就是腚了。”没有深刻的生命体验与心 灵感受，怎么会有这样刻意的描写呢？“在农民推车蹬坡的路上，腚恰恰展示出异乎寻常的 美。无论是大腚还是小腚，无论胖腚还是瘦腚，都那样的极张扬地蹶着，柔软地扭动着， 与上面的腰与下面的腿有机地配合着，像一方方岩石，充满着坚韧与阳刚。抬头向上看，前 面就是这么巍巍的脊梁，鼓鼓的腚。”
在《村野》中，作者还用柔和的笔调，对昆嵛山区的山野风光、物侯景致、风土人情、 朴实民风，都作了十分诗意的描绘，可以说，这篇小说几乎达到了“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 理”的庄子散文的气韵。
作家莫言曾说过：“成为作家前的经历，决定你能成为多大的作家。”通往人类贯通的艺术 的大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的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 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只有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越好，通往 大境界的法门之程越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
〖LM〗
灰暗的积淀，深沉的反思
—— 《生产队岁月》读后拾零蔡世勇
无论哪种文学,都必然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它或者反映出以往的一种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的积淀，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人更清晰地理解目前的生活；或者 表现着目前正在进行和将发展的一种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和风俗，以向人们预示某种新文化新 思想新风俗正在形成与发展,让人们能早有思想与心理准备,从而引导人们向前发展。乡土文 学味极浓的小说《生产队岁月》,正是通过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生活、劳动、乡土人情等 描写，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一些灰暗积淀，引起人们对这个特殊 时期进行深沉的反思，也以此从另一侧面警示人们对今天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意义加深理解。
所以，《生产队岁月》是一幅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画卷。
在这幅人们熟悉的素描式画卷里，就主题而言，它从多层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灰暗的积 淀。当我们对这种种灰暗积淀沉思之后，方才理解了对往日那种政治和经济模式为什么非改 不可，理解了今天改革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意识是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并且又溶进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 西，所以，腐朽意识、愚昧思想、落后的风俗不仅还有，并且有时还很严重，《生产队岁月 》正是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种情形。
小说首先从不同角度和事实，通过对不是正式官儿却又是管事的官儿的妇女队长“老虾”， 生产队长“王考愣”等人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瞒上压下、玩弄妇女等违法乱纪行为的描写， 清楚地显示了腐朽的政治思想意识积淀，虽经历代人的清扫，非但没有干净，还有一定厚度 。“老虾”与“王考愣”所以能玩弄妇女，肆意妄为，正是存有这种意识，并且身上还带有 一个空前绝后、中国官职辞典中没有的官职——妇女队长、生产队长。他们成了权欲、钻营、流氓、官僚的缩影，正是这种带“长”字的人物的腐败行为，扼杀和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毁坏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破坏法制的恶劣之风，固然不只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早已残存的。在小说 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黑色幽灵：“老虾”为了捞官，便向生产队长“王考愣”送上点心和 自己的老婆，以此换得了妇女队长这个不算官却管事的职务。“老虾”升任之后，也滥用手 中权力，营私舞弊，给队长老婆多记工分；借机多扣更秋大娘的工分；对反对他舞弊的文柱 媳妇报复；玩弄女青年。这不由使人想起了那个时代的民谚：得罪书记没法过，得罪队长干 重活，得罪会计笔下错，得罪挑大粪的两勺顶一勺。小说正是这样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法 制不健全的情形，说明了正是这种不良风气，破坏了党群关系，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思想建设 。
小说还从另一个层面上，展示了陈旧的婚姻观念及世态的炎凉。小说通过更秋大娘丧夫家贫 、女儿多病，不仅受到“老虾”这个官儿的欺压，还受到荞麦等一些“平民”的蔑视刁难等 描写，向人们展现了现时的一些炎凉世态。
中国历来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陈腐婚姻意识，这种意识给妇女造成了无数悲剧，小说中对 这种意识积淀也进行了展示。如，小说中麦穗的婚姻即如此，她畏于父命，不情愿地嫁给了 “身上有股杀气和猪皮味”的屠夫大壮。逢秋凤的婚姻也是如此：她明知“老虾”在外面拈 花惹草，却甘愿过屈辱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
对于旧中国一些农民的思想愚昧、精神麻木、性格软弱等意识，鲁迅先生不仅“怒其不争， 哀其不幸”，并且以阿Q这个形象，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生产队岁月》则通过塑造更秋 大娘、文柱媳妇等几个人物形象，对这种残存意识进行了批判，小说以更秋大娘安于贫困、 在老虾的欺凌面前软弱不争、跪地哀求，文柱媳妇明知老虾借机报复整人，却又不敢大胆抵 制，而默然忍受等事件的描写，向人们说明了这种陈腐意识，在个别现代农民身上，至今还有，尤其他们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犯之时，还是那么“心安理得”，丝毫无争，除了政治 思想等别的社会因素之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农民中这种陈腐意识，则是违法乱纪 腐败堕落的助化剂——因为它的不抵制，客观上助长了腐朽思想和作风的形成。因此，读完 小说，对更秋大娘等类人物觉得心哀，更觉清除陈腐意识任重道远。
小说也展示了那时一些沉闷枯躁甚至低俗下流的文化精神积淀。总体上看，生产队建制时的 农村，文化活动是极其缺乏的。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有点文化活动，也 正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也只能是喊着“阶级斗争天天抓”的政治口号，其他文娱活动多被 扼制，即使有些节目，也缺乏生活味，人情味，令人乏味，让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此， 整个农村显得有些沉闷。于是，生产劳动之余，一些低俗下流的文化积淀，便浓重地表现了 出来。正如小说中描写的一个场面：妇女们当着老虾媳妇的面，脱下“老虾”的裤子，用“ 老虾”的光屁股去撞击那胖女人的肥屁股。之后，又盖了老虾的“兔子庙”（一种脱光下身 将人体变成圆圈的下流游戏）。看了这种低俗游戏的描写，不由使人想到生产队岁月时的另 外一些情景：人们在闲谈嬉戏中，口中总离不开庸俗下流语言，男人以此戏耍女人，女人则 也以不堪入耳的性语言，回敬戏耍的男人，这种氛围整天笼罩着他们。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 事：一对男女打赌，只要女的当众脱光全身衣裤，男的则将身穿的一套新涤卡衣服给她，结 果那女的真的裸臀露乳，赤条无丝。现在，一想到这件事，在颇感其低俗下流之余，更觉心 悲难言。
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类似的画面，让人想到，在现时的农村，推行高尚的文化活动、进 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农民的高雅文化品味和精神素质，是多么艰难，多么亟需。
经历过中国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们，或许还记得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下的状况：在 组织生产中，像“老虾”之类的一些为官者常常只喊不干；在筹划种田中，像“王考愣”之 类的一些为官者常常违背科学规律，凭想当然办事，结果正像小说中描写的王考楞种高粱失 败那样，自己出了洋相，农民跟着遭殃。正因为这样，农民们辛辛苦苦，披星戴月地干，甚 至刚吃完过春节的饺子，正月初二就下了地。但一年下来，劳动日价值多的七八角钱，少的 则八九分钱，人们只能分到二三百斤粮食，以致农民家中缺粮，手中缺钱，正如小说中所描 写的更秋大娘的贫困生活情景。小说就是以此向人们说明：正是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正是 那种官僚主义作风，扭曲了农民的性格，压抑了农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积极性，因此，为 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清除左的思潮，必须迅速从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全力进行 改革，中国才有前途，农民才有希望。
令人欣慰的还有，作者在着力批判的同时，还歌颂了那些真善美的东西。社会生活是美丑同 存互相映衬的，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先后写了文柱媳妇大胆揭露“老虾”为队长老婆多记工分 ，反对“老虾”欺压更秋大娘；文柱媳妇帮大月将“老虾”与荞麦二人当场捉奸拿双；“大 碗子花”、万成婆等人帮文柱媳妇捣粪，粉碎了“老虾”的打击报复阴谋，通过这一系列事 件描写，表现了农民的坚持正义，勇于同损公肥私现象斗争的精神和品质，表现了农民对不 正之风的鄙视和批判。
《生产队岁月》就是这样以一幅让人痛心的画卷，从多角度表现了它的深刻主题，通过揭示 种种灰暗积淀及其给人们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引起读者深思，小说之所以产生如此效果 ，这完全来自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和善于剪裁生活素材的功底，得力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素材 中，挖掘出别人未发现的东西，并以此反映了一个大的时代主题，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 不得不去思考分析那特殊的历史年代，不得不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也正 是小说的高明之处和魅力之处。
就艺术性而言，在表现技巧上，笔者认为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关于人物安排处理问题。整体看，小说基本上运用了素描式写法，主要人物“老虾”，次要 人物更秋大娘、文柱媳妇、荞麦、麦穗、“王考愣”等也都是如此。明显看出作者力图以多 人物增加小说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含量，欲以滴水反映出大社会的五光十色，并且对人物来去 交代清楚，但从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其他人物都要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这个创 作基本原则看（或许读者有点苛求），感到在小说中出现人物较多时，处理上却力度不足和缺 乏周密性，诸如：对“老起”、麦穗儿、“大碗子花”、大壮子等一些人的处理，有点苍白 ，立体感不强；麦穗儿与大壮子的婚姻，贵滋的历史介绍及他与“王考愣”种高粱失败，双 林他妈的出现等，与表现主题、塑造主要人物，结合得似乎不那么紧，使这些人物成了过客 式人物。
关于人物性格处理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只有把握住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或变化原因及环境 ，才能准确地写出人物的典型性格特征，塑造出典型人物。《生产队岁月》中注意了这点， 但不够。因此，使人物性格出现了矛盾现象。例如，从整篇看，“老虾”是主要人物，小说 开篇写他“为人轻薄，行为浮浪，缺乏稳健老练，就像鸡腚上的毛，轻飘飘的，人们又叫他 ‘鸡毛腚’”。 以此确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在第二章介绍他的历史时则又说他“长得挺 飒利”，有“青春风采”，“讲究穿着打扮”，“举止文雅”。这与他的“鸡毛腚”性格和 “干瘦虾腰”形象明显矛盾，即使真的有此变化，也应有所交代。
对文柱媳妇的性格处理似乎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在写反对老虾营私舞弊时说她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执于正义的女人，敢于同不良风气做斗争，但到了明知老虾对她打击报复时，却默 然忍受，完全失去了她大胆泼辣的性格特征。
关于恰当运用方言的问题。文学虽然描写社会风俗，但又不同于风俗。风俗是有地域性的， 俗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而文学是不存在地域性的，是不存有国界的，就像我 们的文学要传到外地外国，而外地外国的文学也要传到我们这儿一样。这除了其他因素外，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关键在于，人们既知其风俗，又懂其语言，这是必备条件，舍此，作品的 生命力是不会强的，传播也是不会远的，尤其是寸阴寸金的当今时代，除了专家之外，读者
一般是不会也不愿下功夫去读或去研究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方言的，并不希望为晦涩难懂 的方言耗时费力，所以，乡土文学应该有方言，而且一定要有，否则便不成其为“乡土文学”了。但是这个“土”，必须是大众能懂的，较通行的“土”，只有这种“土”，读者才能 接受，作品才能拥有读者，才能有生命力并传播，否则，恐怕只会在一个小圈子或一个小地 域中转游，这样，不仅失去了文学的社会性，也难以保持其生命。所以在乡土文学中，如何 恰当运用方言，是作者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也是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因为在小说中恰当运 用方言，可以增强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和情趣性，尤其是乡土文学，更应该有这种“土”味儿 ，但不宜太“土”，以免读者难懂其意，读时费力，这样易冲淡读者阅读心理和情趣，会激 起读者逆反心理。所以有些方言，假若有通用语的话，笔者认为还是用通用语较好。在《生 产队岁月》中，也有个别令读者难懂其意的方言，假若改为通用语，更利于读者阅读。例如 ，在小说中，将“熊你”改为“骗你”，“汉子”改为“丈夫”，“吃唬”改为“吓唬”， “刨工分”改为“扣工分”，“ 蛋煞人”改为“羞煞（死）人”，“弄么”改为“干什么 ”，“硌应”改为“讨厌”，“擦透”改为“湿透（或浸透）”等，这样，既规范了语言， 又便于读者理解。
对有些富有趣味、读者易懂的方言，能用时一定要用，就像《 红楼梦》中运用了“扒灰” ，“养小叔子”方言一样，《生产队岁月》中对“鸡毛腚”这个方言用得就很好，它形象， 简练，易懂。
所以，在乡土文学中，恰当合理地运用大众能懂的方言，既可以完成我们的文学所担负的发 展、推广、传播汉语言任务，又为作品增加了情趣性。因此，搞乡土文学创作的人，非下功 夫去研究方言运用问题不可。
尽管小说有些瑕疵，但对读者来说，读后收获还是颇丰的，特别是在沉思往昔珍惜今日方面 ，还是比较有震撼力的。
以上陋议浅识，或许不妥，诚望雅正。
地球家园的深情呼唤
——读千仑的中篇小说《三瓣石轶事》
丛培发
在我并不十分丰富的读书和写作经历中，我一向关注两类作者的文章。一是在文学领域堪称 旗帜式、峰巅式的人物，他们以广博深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构筑起自己的文学高地， 并敞开宽阔的胸怀接受着人们的叩问。另一类是他们不以作家和诗人的身份出现于社会公众 场合，即他们从事着政治或商业等工作，但内心深处依然怀着对文学事业特有的虔诚，文兴 笔摇，诗成啸傲，创作出令人惊羡的作品。在我看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值得我仰慕和 敬重。而我今天要提及的则是属于后者的千仑先生和他的中篇小说《三瓣石轶事》〔载《 威海文艺》(文登作者专号)1999年3月头题〕。
千仑先生是当前我市文坛比较活跃的文学作者，生活中叫陈全伦，现任市文化局局长。令人 称道的是，他在忙完了政务之后能够心境沉静，致力创作，且以丰硕的成果吸引着来自社会 各个层面的惊奇的目光。几年来，他先后发表了《承德孤旅》、《长城评说》等寄情缥缈山 水、思绪灵动飞扬的散文力作。今年，他经过几个月的短暂落寞和沉寂后，又奉献给我们一 部题材新颖、时代特色鲜明的中篇小说《三瓣石轶事》，在文登文坛也可称得上一个不小的 轰动吧。
《三瓣石轶事》以三打貔子“万年白”为主线，讲述了“土枪王”吴德山等昆嵛山区猎人由 恨貔子、打貔子到最后放貔子的曲折心路历程，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主题：人兽之 间、人与环境之间应该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在生物链条上扮好各自的角色。这可以说是一个 全人类开始普遍关心的沉重话题。作者试图以深沉厚重的文笔，将人与环境之间发生的一系 列故事融于小说之中，通过对昆嵛山的描绘，使读者领略大自然的神圣博大；通过对环境灾 难的叙述，向人类深情地发出了爱护和拯救我们脚下的地球家园的呼唤。
事实上，几百万年来，人类对大自然一直存在着最为放肆的、以人类为主宰的傲慢态度。但 作为一名情感细腻的文学作者，千仑深深地热爱着大自然的一切纯真而美好的事物，他是 怀着一种痛苦的心情完成了《三瓣石轶事》的创作。当因饥饿而跳崖的“万年白”等十几只貔子出现在吴德山面前时，他失去了往日的征服和胜利感，痛苦和觉醒使他流下泪水，并毅 然扔掉了土枪、枪药和枪砂……，而这种痛苦正是建立在作者应有良知和爱心之上，可以 说，这是产生优秀作品的首要条件。当然，时下文学自身复归平静，轰动效应逐步失去，要 创作出成功的作品，不仅需要好的题材和作者的智慧，更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甘于寂寞的毅 力。我想，千仑的小说之所以如此打动了我，除了小说自身因素之外，作者的精神魅力甚至 超过了作品本身。因为我们所感到弥足珍贵的正是一种用毅力支撑的精神。
千仑带着他的《三瓣石轶事》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尽管作品的思想深度尚需进一步开 掘，情感浓度还可以再加重些，艺术创新上还应有所突破，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已经迈开 了坚实沉稳的步伐，古老的文登学恰恰需要这样一群人的坚守和弘扬。
是为一家之言。我愿藉此与千仑先生及各位同好继续展开更加热烈而有意义的讨论。
注：《三瓣石轶事》即《土枪王》，压缩后在《威海文艺》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