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初秋的一个夜晚，月亮不知道躲到何处去了，偶尔有几颗星星在云缝里探头探脑，眨着好奇的眼睛，神秘地窥视着大地。夜，静得令人心悸，藏在石缝里躲避秋风的蟋蟀，冻得瑟瑟发抖的翅膀，不时摩擦出让人听了感到凄凉的声响。徐文新和侯登俊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侯家村西头的公路上学骑自行车，那时候的自行车虽然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是也不是家家都有，所以两个少年学得格外起劲儿，正溜着车的徐文新，神秘地对侯登俊说：“你知道不？文登四中打鈡的马老头失踪了。”
“真的？哪里去了？”这样的话题，他们这个年龄是很感兴趣的。
“不知道，听说红卫兵正在找，他是个国民党。”
那时候，我是文登四中的学生，应该上初三了，可是还停在初二，文化大革命嘛，全体蹲级。他们所说的马老头，叫马本斋，原本是文登师范学校的老教师，曾经参加过国民党，这段历史他已经向学校领导如实汇报过，“山雨欲来风满楼”，年迈的马本斋能否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是他教过的学生们，现在已是走上讲台的教师、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所担心的，他们有意识把马本斋调离县城这个是非之地，到乡下中学做个无声无息的打铃人，给予保护起来。
这天，红卫兵正在揪斗文登四中的校长邢锦锁。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喊着。
“不是。”邢锦锁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头被按得触了地。
“你是不是富农？”
‘“家庭出身我不能选择，但我可以选择革命道路。”邢锦锁理直气壮地回答。
“你是不是个假残废军人？”
“不是。我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被敌人打残的。”邢锦锁伤残的腿支持不住了，倒在了地上。
“打到邢锦锁！”
“邢锦锁是个国民党！”
“邢锦锁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红卫兵们振臂高呼着。
站在会场外远远的铃下的马本斋，听到会场上的喊声，不寒而栗。被怀疑是国民党的都揪斗了，我这个曾经是国民党员的，能放过吗？马本斋不敢往下想了，悄悄地向学校北边的后门走去。
虽然不上课了，突然失去往常习惯的铃声，大家有些惊讶。
第二天，在学校后面的初家庄村东的井里，捞出了马本斋的尸体，红卫兵的定论是“畏罪自杀”。
夜，已经是十点多了，可是徐文新和侯登俊毫无倦意，练得正来精神，突然，自行车后胎没气了，侯登俊打着哈欠说：“回家吧，车胎没气了。”
徐文新说：“不，找地方打打气，再练一会。”看样子不学会骑自行车，他是不罢休的。
他们向村子里望去，漆黑一片，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已经熄灯睡觉了。徐文新发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窗口，闪着微弱的灯光，便说：“走，我知道农村信用合作社里有气缸。”他俩赶着自行车朝着灯光而去。
“你看。”在窗口向里张望的徐文新压低声音招呼侯登俊到窗前，他们隔着窗望见惊心动魄的一幕：信用社里值班的两个年轻人于诗珠、姜敏荣，正凑在灯下，于诗珠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林彪是个大坏蛋”七个大字，指给姜敏荣看，两人正在说着什么，他俩侧耳也没有听见，便蹑手蹑脚地悄悄离开窗口，却在黒暗中撞在了停放在一旁的自行车上，徐文新说：“快，到派出所去报案。”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个热血少年顾不得自行车了，在黒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跑到派出所。
“呯，呯，呯······”他俩猛敲派出所的门，那时候的派出所只有一个公安员，叫于全，睡梦中的于全被惊醒，不耐烦地喊：“谁？”
徐文新说：“我们看见有人在写‘林彪是个大坏蛋’的反动标语!”于全隔着玻璃窗用手电筒照见两个十来岁的少年，便说：“胡说什么！这种话是可以乱讲的么！”是的，正被高呼着“最最敬爱的副统帅”，怎么敢写成“大坏蛋”呢？真是胆大妄为，于全听着都感到胆战心惊。
“真的！我们亲眼看见的。还在哪里写呢。”徐文新怕于全不相信。
听到两个少年说得这么认真，便不敢怠慢，披上衣服，提着手枪就跟着两个少年奔向农村信用合作社。
“呯、呯、呯”
“ 快开门”于全喊道。
“谁呀？”姜敏荣在里面不慌不忙地柔声问道：“信用社晚上是不开门的，这是规矩。”
“我是派出所的！开门！”于全有些火了。
“派出所的也不行！”姜敏荣毫不畏惧。
“你们开不开门？”于全的手枪在窗上晃着往里张望。
门开了。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于全紧盯着于诗珠和姜敏荣质问。
“没干什么。”姜敏荣若无其事地回答，于诗珠始终一言未发，但显得有些不自在了。
“我看见他们在写反动标语。”徐文新挺身而出，很有点电影里英雄少年的架势。
于全轮着手枪开始满屋子搜查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狐疑地望着徐文新和侯登俊，逼人的目光把两个少年吓得龟缩在一起，有些手足无措了，徐文新胆怯地指着桌子说：“我看见他们就在这桌子上写的。”
于全指了指烈士的子女姜敏荣，说：“你在这里值班。”又对于诗珠说：“你跟我到派出所去！”
回到派出所，于全笔录了徐文新和侯登俊的举报证词，安排人去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主任于润生、副主任杨庆茂找来了，这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总共四个人，主任于润生是个资深的老共产党员，单位的元老，快要退休了。一心扑在金融服务上，方圆六、七十里，六十多个村庄，﹙那时候侯家镇与泽库镇还没有分开管辖，是一个公社。﹚留下了他走街串巷的足迹，那可真是服务到家，登门给群众存款，到户给群众送款，深入生产队、企事业单位了解情况，帮助解决资金问题，过手的钱，不知其数，却从来未搞错半分，装进私囊，整天与钱打交道，却没有被钱这个有史以来的怪物绊倒。其实那时候被钱绊倒的是极少极少数的人。提起于润生都说是好人。副主任杨庆茂是位残废军人，虽然伤残的腿走起路来有些瘸，蹒跚着打踉跄，显得老态龙钟，但两眼炯炯有神，经过枪林弹雨洗礼的人，就是与众不同。步步铮铮有力，不失军人的威武，办事公正，果断，无私便大胆，把对党的忠诚看成是第一生命。用毕生的精力和毅力兑现着自己的入党誓言。七十年代，我在侯家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村里有个五保户侯征锁，每年发给他的救济款和大队的补助款，不知被他的那位亲戚变着法子给掏去了，到头来，他还是衣食无着。我便安排大队会计把这部分钱存到信用社，存折交给非亲非故的杨庆茂保管，负责侯征锁的日常花销，此事从未引起非议，他的为人可略见一斑了。
姜敏荣是烈士的女儿，按政策安排到信用社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可谓根正苗红，是位年轻，漂亮，浪漫无邪，涉世不深的天真姑娘。于诗珠也是位参加工作不久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人生的聪明干练，深得主任、副主任的赏识，在这个四人的小单位里，可能是前途无量的，这两个小青年生在素有“文登学”之称的胶东，长在红旗下，在家时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走上社会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又有这两位领导的言教身传，年纪轻轻的就得到了群众的刮目相看，赞语不断。
然而，就是这样的单位，这样的人出事了。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文革期间，于全这位置身于斗争前沿，暂时还没有靠边站的派出所干部，算是被推上了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连夜突击审讯，没有审出结果，就把于诗珠关押在一个闲置的房子里，隔离审查，责成单位领导于润生、杨庆茂轮换着看守，逼着他写捡查，交代问题。那时候，关押一个人是不需要什么程序的，红卫兵头头也可以随意关押人。
第二天早晨，轮到于润生去换班了，他刚要走出信用社，一只脚在门外，另一只脚还在门里，姜敏荣上前一步，眼睛含着泪说：“于主任，麻烦你把这个纸条交给于诗珠。”他正要问话，有群众来取款，他连忙把纸条塞进口袋里，去换班了。
整个上午，于诗珠靠墙边坐在地上，眼睛闭着，似睡非睡，在那种情况下，他那能睡着呢？脑子里一定在反复权衡着事情的严重性，在设想着自己面临着的结局。于润生坐在板凳子上，眼睛注视着墙角，手插在口袋里，捏着姜敏荣塞给他的那张纸条，他感觉到手心在泌汗，湿漉漉的，他没有把纸条掏出来，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真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们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呆坐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样的时间，本来是挺难熬的，可是于润生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没容他想好怎样处理姜敏荣塞给他的纸条，就到了换班的时间。滴答滴答的手表走针声，在这沉闷的闲屋里，显得好像四壁都在回音，他看了一眼手表，时间不让他再多想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他终于用汗漉漉的手把纸条递给了于诗珠。
于诗珠刚把纸条接在手里，门“吱”的一声开了，来换班的杨庆茂把这一幕瞧了个清楚，三双眼对视着，都愣了，塑在哪里僵持着，连屋里的空气也停滞了流动，他们三人都在猜想着纸条的来历，上面写的什么，可是谁也没有看过上面的字。僵持中的于诗珠突然把纸条塞进嘴里，咽下去了。
于润生被关起来了，他很清楚一个看守者给被看守者传递纸条的性质，他也很清楚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生命所面临着的结局，但就是不明白纸条上到底写的什么。
第二天，传出消息：于润生在被关押的房子里上吊了。又是一个“畏罪自杀”。有人说于润生是没有见过世面，胆小怕事，被吓得自杀了，有人说于润生并不胆小，早年独自一人走村串疃，存款放款，身上带着那么多的钱，刚解放时，土匪盗贼尚未根除，时有骇人听闻的传说，但他起早贪黑地奔忙，时常深更半夜携带巨款，翻山越岭一人摸黑行走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他走得坦然，从来没有畏惧过，对于风吹草动，兔狐蹿夜，他事后总是说之一笑：“老天爷没有给我安排做英雄的机会。”至于土改复查，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一个党员干部不可能置身度外，而是亲临其境的参与者，然而，这次不一样了，他选择了这样的走法，给世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前后短短几天，在一个公社的小地盘上竟出现了两起“畏罪自杀”，两起事件是短暂的，所涉及的人物却是众多的，方方面面的，这篇纪实短文中提到的名字就有十多个，这是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是事件的见证者，他们的表现，代表了这方人对“文革”的态度，令人反思。
不管用现在的眼光，还是当年的观点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往事，举报者没有错，他们是关心国家安危，对革命负责。治安员没有错，他是在例行自己的职责，两个年轻人没有错，他们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热血青年，那么错在哪里呢？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不得不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