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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烟往事情悠长
作者:王德松

  人到晚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津津乐道的回忆。每每想起历过的往事,多情的思绪总是偏偏流向从前工作的时光里,在生命的旅途中,随着时代的前行,尽管几次改行,几多移职,但最后那段不期而遇的文物管理保护工作的使命,却占据着我此后整个人生的主流,尤其是在心灵深处,至今独一无二地珍藏着对革命圣地天福山的无比热爱和眷恋。如烟往事,常常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时地从记忆深处袅袅升起。为了管理保护好山东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的烽火诞生地——天福山革命遗址,我与同行们并肩携手激情创业时弥足珍贵的美好时光和情同手足的挚爱深情,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

初识天福山,让我怦然心动

  1973年清明节一大早,文登师范全体师生像战士们一样身背行装,怀揣毛主席语录,徒步拉练到天福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随行队伍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长途跋涉40余里来到峰峦叠翠、绿树掩映的天福山起义遗址。

  站在当年举行起义的场地上,聆听着起义老战士讲述那场举世瞩目的抗日武装起义的英雄壮举,第一次知道在这十分偏僻隐蔽的群山环抱着的山岗上,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1937年12月24日,在日寇大举侵犯中国,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以理琪为首的中共胶东特委率领胶东儿女在这里举行了闻名遐迩的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第一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了对日寇宣战的第一枪,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战的序幕。此后,这支抗日的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驰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日寇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4个军2个师另25个团。

  天福山“三军”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授予为英雄的部队。

  仰望着高入云端地天福山起义纪念塔,聆听着起义将士们战功卓著的英雄业绩,初识天福山,让我怦然心动,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仿佛我看到当年飘扬在天福山巅那面猎猎战旗;看到英勇无比的三军将士们挥舞着刀枪砍向敌寇那威武不屈、风卷残云的动心场面;看到三军发展壮大为雄风常在的滚滚铁流……

  天福山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深深地镌刻进我的心坎里,为我钟情天福山革命事业,宣传、保护革命圣地,播下了萌生的种子。

走进天福山,我倍感荣幸和自豪

  也许在我的人生命运里,早已注定我与天福山的情缘。

  1995年4月26日,一次特殊的使命,组织把我从市图书馆调入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担任所长职务并负责天福山革命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

  初来乍到,一切生疏。为了尽快熟悉业务,第二天,我便与司机小梁驱车来到天福山纪念馆。长年驻守在这里的副所长宋爱华和黄祖文、仲积彬三位同志热情地迎接了我。在遗址上,我努力寻觅着当年来这里的影子。22年间,这里一切都改变了模样,整个天福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宋所长和两位青年人陪同下,查看着遗址上每一个地方。从壮观的纪念馆展厅到当年起义临时会议的茅草屋,从松柏掩映着的天福山起义纪念塔到光秃秃的山顶竖旗旧址,从西山角下那279座革命烈士的坟茔到整个遗址地界每一个角落。我一边察看一边想,若大的遗址,是我今后担负管理保护的职责啊。看看站在面前的三位同行,一女两男,他们除在接待众多外来参观者外,闲暇时还要栽种树木,培植花草,修枝剪叶,美化环境。在保持纪念馆内外遗址通道卫生清洁的同时,还要昼夜值班看护景点,护林防火。这些具体细致地工作都要认真的做到位,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她们黝黑的脸庞和粗壮的大手告诉我这里发生一切变化的答案。我内心深为他们长年坚守在深山腹地,耐住寂寞、耐住诱惑,默默地守望在这里,奋斗在这里,把美丽的青春无怨无悔地奉献在这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感动。今天,我走进天福山,加入到他们的工作行列,能同他们一道携手并肩来保护心中一直十分敬仰的革命圣地,尽献自己微薄之力,倍感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保护天福山,我们并肩奋斗

  在察看了整个革命遗址现状和听取了宋所长全面的介绍之后,我激动的心很快的平静下来。接踵而来的是,今后如何脚踏实地履行好我的工作职责,保护建设好这块革命遗址,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辜负革命先辈们的殷切希望。想到此处,我倍感身上责任的重大和肩上担子的沉重。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赶在雨季汛期到来之前,整好透风漏雨的纪念馆办公大楼、展厅和职工宿舍屋顶,确保职工人身和纪念馆展厅等设施安全;整改配电盘,建有自己专用的供电设备,为展厅随时开放照明、职工长期用电提供保障;尽快设法解决多年存留的遗址地界不清问题,加强整个遗址管理全覆盖力度;重修竖旗遗址上的“红旗亭”景点;硬化遗址甬路、绿化通道环境,扮靓遗址秀色。

  连续数日,我们大家在一起进行研究,筹谋着一件件工作实施方案,设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久,一个全面保护管理天福山革命遗址工作方案的请示报告,呈送到文化局领导面前。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得到局党委的一致通过,并随着批复拨款。时任文化局领导的孙德才局长说:“大胆干,局里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组织的信任、领导的支持,鼓足了我们干事创业的勇气。

  1995年8月的天福山腹地天气闷热无比,我们同文登建筑公司施工人员一起头顶烈日,脚踩炙热的纪念馆楼顶,用滚烫的沥青浇粘着油毡布,细心修整着每一处裂缝口。从纪念馆办公楼到展厅、职工宿舍,每个屋顶洒遍了我们辛勤的汗水。9月,我们又投资1400元整改好配电盘,设立了专线,从此摆脱了长期依赖天福山林场供电不便的局面。

  供电问题解决之后,我们马上着手“红旗亭”的筹建工作。

  1996年4月的天福山,当山上的野杜鹃露出蓓蕾时,我们便拉开了重修“红旗亭”景点的序幕。

  “红旗亭”座落在当年起义竖旗遗址的山顶上。1957年,大水泊空军场站官兵们曾在此建起了简易木质结构“红旗亭”。在岁月风雨霜雪的剥蚀下,“红旗亭”大部分木质腐烂,于1970年倒塌。从此,山顶上光秃秃地只剩下一块竖旗遗址坐标了。通往山顶的陡峭的泥土路,雨天泥泞无法上去,晴天也得小心翼翼地向上迈行。当我第一次站在山顶俯瞰天福山全貌时,宋所长的启示,在心中便开始筹谋重修“红旗亭”,铺设通往山顶石阶甬路,增加这一重要景点,让人们站在高处游览天福山自然美好景观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思路。

  我们请来了集设计、美工、建筑于一身的天福山建筑公司的黄经理,共同研究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为让红旗亭建成后长久地保存下去,采用钢筋、水泥混合浇聚结构方法,六角亭顶运用金黄色琉璃瓦仿古建造,亭阁地表直径15米圆形周边用精雕细琢石杆栏装饰,亭柱中间存放着一石圆桌和四个石鼓座。在通往山顶泥土路上,铺砌上三个梯次25道机割刨平石面条石,台阶两侧用条石锁定,并栽植上冬青、红枫、百日红、雪松等风景树木。并亲自动手在亭体上绘制出各种彩色图案,把红旗亭装饰得分外典雅美丽。

  历时半年时间,耗资7万余元建造起的红旗亭高高矗立在天福山巅。如今成为天福山革命遗址上一道耀眼靓丽的风景线,成为中外游客到此休闲、览胜天福山全貌最佳处。每当看到它,在我们守护天福山人的心里,总是荡漾起一股极大满足的成就感。

  “红旗亭”建成以后,确立遗址地界分线提到工作议事议程。

  这是一件老大难问题,历任负责人多年运作均未能得到解决。由于界限不分明,每逢秋冬季节,当地百姓进山拾草常常闯入遗址内,有的甚至把车辆开到遗址里,造成山林植被人为破坏,不少烟民把火种带入林区,造成遗址保护管理上的极大困难,大家只好昼夜值班看守,严防失火,工作十分辛苦。

  事情再难也要做,问题再多也要解决。遗址分界不清,管理好就无从谈起。面对现实,我们多次议论,认真总结过去,细致的研究解决的办法。一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工作方案,在群策群力中形成。

  一天上午,在宋所长的引荐下,我到林场办公室拜见了与我年龄相仿的王炳业场长。他,一双不大却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出精明干练和城府很深的神采。交谈中,我们诚恳地聘请他作为天福山革命遗址保护顾问,完全出乎他意料的这一措施令他十分感动。中午,我们为王场长加入天福山革命遗址保护行列设宴,热情的招待了他。我们从遗址谈到林场共同保护的方案的设想,从邻里关系谈到共同的发展目标,从遗址的分界线谈到各自的工作职责范围,管理保护好天福山的大目标让我们达成了共识。几天后,我们共同按照双方地界图纸,现场实地确定下分界线。

  当我们清楚的确定界线后,马上研究决定迅速动手埋上界标,为今后保护管理标明清晰地界范围。我们租车从文登运来水泥、钢筋,宋所长和二位青年到附近河流寻找沙石,并用手推车搬运到纪念馆广场上。大家一齐动手,用木板钉起长60厘米,宽25厘米,厚18厘米木槽作为水泥界桩槽盒。沙石、钢筋、水泥搅拌好后放到槽盒里,一个个标准、规范的水泥标石桩制作出来。在水泥桩坯稍微凝结的正面上,我用刀在每块水泥石桩上深深地刻下了“天馆界”三个十分清晰显眼的大字。在王场长大力支持下,我们顺利地将32块水泥地标界桩埋好,从此解决了遗留长达28年界线不清,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天馆界”桩埋好后,我们立即请文登市政府房管所建筑队在遗址通道两旁砌起一道水泥墙,在墙中间安装上铁栅栏大门,杜绝了其它进入遗址的小道,并密植上树木、翠竹,使整个遗址全封闭起来。从此天福山革命遗址步入了规范化、安全保护管理轨道。

宣传天福山,我们不遗余力

  时空轮回,一个甲子。

  1997年,我们迎来了天福山起义60周年纪念日。搞好隆重纪念筹备是我们全年工作的重点。局党委指示我们早动手,争主动。围绕工作重点,大家出谋献策、集思广益。一条抓外在,树形象;抓内在,铸灵魂的宣传工作主线迅速敲定。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我们全体文博工作人员聚集在天福山上,冒着凛冽的北风,站在高空油漆粉刷着纪念馆大楼上的门窗、墙壁,连续昼夜不停地加班加点修整着遗址内外环境。天气稍暖,我们组织人员对室内展厅进行重新布展,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老将军、老领导、天福山走出来的部队首长、各级领导和贵宾们的到来。

  在工作进行的同时,我们组织班子编辑天福山革命文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管理好天福山不是目的,宣传好天福山,光大天福山革命传统和精神,才是我们真正工作的奋斗目标。过去,尽管各种史料书籍不少,但能够从全方位、系统翔实地展现天福山革命的史料专著还没有一本。编辑出版这本书籍,在宣传天福山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基因,让世人在灵魂深处铭记天福山,世世相传,代代相承,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文物工作者也必须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个舆论导向的重任。

  文本大纲确定以后,走访调查、搜集史料是写好文集的基础。我们四处寻找亲历天福山起义健在的老将军单位和住址,一次次走访搜集相关史料,一封封恳请信寄向全国各地。不久,老将军、老前辈们热情地将回忆录和相关史料从祖国各地寄到我们手中。当我们深入采访、广泛收集时,一个意外的惊喜从千里外传来。4月2日,驻守在祖国南疆和北国的41、27集团首长们分别带领着摄影录像师来到天福山老家搜集史料,为建军60周年筹建军史馆。亲人们千里送暖,万里传情,鼓起我们更加勤奋的工作。看着他们送来厚重的军史典籍和大量图片影印资料,听着首长们讲述部队从天福山走后的征战史,我们才知道过去曾看过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塔山狙击战》《林海雪原》《解放北平》《海上风暴》《奇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等众多经典影片全来自他们鲜活的战例改编拍成的电影。这些彪炳史册的英雄事迹,全是天福山英雄子弟兵他们用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创造所为啊!

  珍贵的史料,丰富了文集的内涵。加快了我们撰写编辑的速度。挑灯夜战,废寝忘食。参加编写的丛培伦老同志几次累病,仍吃着药片坚持工作,宋爱华副所长在家里一天三顿亲自做好可口饭菜送给我们。历时半年,我们编纂出40余万字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文集《天福山丰碑》。

  8月的夏日似流火。冒着酷暑我带上稿本来到事先约好的青岛海军干休所刘中华将军家里与从东北沈阳前来的柳运光老前辈见面。这两位老人在当年天福山起义中是骨干。刘中华将军曾任三军一大队中队指导员,柳运光曾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三军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都是发动天福山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审查文稿,非二位莫属。

  五天四夜,年近80岁高龄的刘老和柳老交替认真地看完稿本后,共同郑重地提出建议:重新修改整理,把书中带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全部删掉,用朴实的语言来记述,把天福山革命全过程的历史实况真实地呈现给社会和观众

  望着两位老人对历史、对革命高度负责的严肃态度,我肃然起敬的不住点头称是。

  忍痛割爱,大刀阔斧,重新调整。连续多遍的修改,一本24.1万余字的稿本再次呈送到二老面前。两位老人再次戴起老花镜专心致志地看了三天两夜,最后满意地说:“小王,你们做出了大量工作,给社会留下了真实宝贵的史料,我代表天福山的老同志们谢谢你们。”

  一本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词:“天福山革命精神永放光芒”;海军上将李耀文题写《天福山丰碑》书名;原中纪委委员、沈阳大学党委书记柳运光作序;参加天福山起义的老将军、老战士们和天福山走出来的英雄部队首长们的贺词,使本书增加了厚重和档次,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7年12月24日,中共威海市委和文登市委共同在天福山遗址上举办了上千人的隆重纪念活动。代表们故地重游,他们看到面貌一新的起义遗址和一本厚重的《天福山丰碑》文集,个个兴高采烈。

  《天福山丰碑》很快邮递到全国各地老将军、老前辈及有关部门单位手里,受到普遍关注和好评。是年底,中共文登市委书记刘玉党在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天福山丰碑》的出版,给文登人民留下了传世之作……”市委领导高度评价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情系天福山,让我们肝胆相照

  事业是支柱,真情是力量。工作中让我切身感受到人心和感情的力量是无限的,只要人心齐,再艰苦的工作,再繁杂的事情,也能顺利圆满完成。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和同行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望着这么好的伙伴们,作为负责人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服务呢,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为他人解决切身利益,能帮言要帮言,能伸手要伸手是我做人的原则。

  副所长宋爱华,从17岁便进入天福山革命遗址管理所工作,她从讲解员到走上领导岗位,长年吃住在天福山上,30多年来她为了天福山革命遗址保护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是文博界里的楷模。如今积劳成疾,为她退休的归宿,我向新任局长提出要求在城里给予解决一套住房,以备安度晚年。陈局长经过组织的努力,申请市政府很快分配了一所80余平米的楼房,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黄祖文、仲积彬二位青年,身处深山找到了对象非常不容易。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分别把好日定在寒冬腊月里。这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令我十分感动。他们的婚礼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组织人员专程前去祝贺。

  那是令人难忘的1999年12月20日,在澳门回归祖国的欢庆日子里,小黄迎来了新婚吉日。这一天,漫天的大雪把大地厚厚地铺上了一层洁白,银装素裹的天福山见证着小黄夫妻爱情的坚贞和纯洁。我组织着市文管所全体人员,带上礼品,乘坐着四处透风的吉普车冒着寒风大雪,辗转艰难地赶往40余里的小黄的家乡——天福山驾山窑村。大家前来共同为我们的好伙伴黄祖文贺喜祝福,表达真情实意。如今,小黄不负众望,挑起了天福山革命遗址管理的重担,十分出色地继承着天福山红色文化的传播使命。

  回首往事,感谢党组织,让我与天福山结缘;感谢岁月,让我与同行们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上并肩携手,酿造出真情和快乐;感悟人生,让我更加珍惜那炽热悠长的天福山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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