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足迹 人才摇篮
——文登营小学记事
在胶东半岛东部，有一处耀眼的红色小学，在烽火年代沐浴着党的阳光，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国家人才；在和平时期，仍然发扬红色精神，高扬爱国旗帜，教学育人，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就是威海市文登区文登营小学。
文登营小学的诞生和发展
文登营小学位于文登营镇文登营村西南角的高地上，这里是明清时期布防中国东部沿海，设防倭寇入侵屯兵之重地。民国八年（1920）10月，由文登营的村董们合计，利用在城内原有的昆庐庵、圆通庵、关帝庙房产土地为主，开办一处完全小学。学校整修启用时，村董们找石匠刻有一石碑标记小学共同房产占地范围，同立在小学西部的厢房墙上，以作公布和纪念，石碑现仍存小学内。内容如下：
兹将除有养赡地亩之各庙列左。一龙沙山、一昆庐庵、一准提庵、一关帝庙、一圆通庵。以上各庙地坐落亩数四至另载清册内。
文登营村董事王翰封、陈汝枚、田德芳、杨兰亭、王瑞生、高凤魁、向春棠、刘锡川、吴玉堂、陆福仁、周学智、张殿枚同立。
中华民国八年十月（1920年10月），王熙嘏撰文，蒋成翰书。
此碑记载着学校主要以昆庐庵、东庙为主，经过改造变成学生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以上所述庙庵房产土地划归小学使用。
自小学开办以后，文登营村及周边村庄适龄的孩子们便陆陆续续来到这处小学读书。尽管教室条件简陋，课桌是用木板搭起来，学生们自带小凳，学校教员是村董们从社会上聘用的，但是小学还是开办的有声有色，一年年逐步发展。据知情人王台前辈回忆，他1935年在这里教过学，那是刚满25岁，因此，小学基本环境大体概况牢记在心。当时的校长是于烺，他说昆庐庵改造后：“文登营小学是用白灰抹的一块弯曲墙面作校门，上用蓝笔写着五个大字‘文登营小学’。墙顶上可以插旗，门前坡下是体育场。院内有西房三间，北头一间是校长于烺的宿舍兼办公室，屋外两间是高小六年级的教室。对门东房三间。南间是我的宿舍，中间和北间是体育用品及旧桌凳的储藏室。我的宿舍北面，是联排着两座初小用的又大、又宽、又高的三间教室。屋顶是两面坡的瓦房，南墙是高大的玻璃窗，最后的东三间高于院内。门前小路的两侧，各有一块小花坪。房内中间的是教员们的餐室，南北面各一间是教员的宿舍。北房是一个大的三间教室，和前面那座初小教室是相同的，由五年级使用。院内最北边是一个围墙，围墙中间有一个经常锁着不开的后门。前面西南角，是一个为教员做饭的小厨房，有炊事员1名，该校本部共有初小高小学生15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文登营完全小学随着社会人口的不断增长，学生数量逐步增多，小学也不断的改造扩建，他们将院中的大殿拆旧翻新扩大教室面积，增加学生容量。1955年，学校将三间的后殿拆掉，重新盖了三个教室，并拓宽了校园面积。学校教学班增加到10个，五至六年级达四个班，有学生达450余名。
红色火种在这里播撒
1935年春，文登早期党员于烺，由大水泊启民小学来到文登营完全小学担任校长职务。于烺，大水泊河北村人，曾任过国民政府四区区长，是文登有名气的人物。于烺来到这里，大胆聘用中共地下党员王台、张玉华等任教员，组织师生开展新型教育活动，推行“陶行知教学法”，引导师生关心国家大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这里秘密播撒着红色革命种子。
在时任中共文登一区区委书记王台的回忆录里记录着“1936年7月份，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去烟台之前，于烺从他家中给我父亲来信称：‘我现任区立文登营小学校长，尚缺初小教员，拟聘有台（王台，又名有台），每月薪金十四元兼学校的庶务工作，你否同意？’当我父亲同意之后，我立即将此信带交理琪看后，他说：‘一定要去，你在那里开辟新的工作。今后可直接与张修己（当时任文登县委书记）联系’。”王台回忆在文登营小学一年多的任教情况时说：“1936年9月1日，开学不久，一位姓于的教员调走了，于烺对我说‘这里还少一位初小教员，你再想法介绍一位进步的教员来，不等小何（文登县政府第五科，即教育科长何玉堂，胶东平度人，是个cc分子）派些乌七八糟的教员。我即向他介绍了张玉华，他同意之后，我马上去了张皮村（在文登营东十二华里）张玉华家中说明来意。第二天，张玉华来到了文登营小学。当时另一位教员是田鸿兴（参军后改名为田野，是文登营小学东南四十华里的万家庄人）。文登营小学本部共有初小、高小学生150名左右。
开学几天后，有一天晚上，于烺单独对我说：‘去年秋天你们搞那暴动（1935年一一·四暴动）后，有的人吓破了胆，不敢干了，你仍是照样干，越干越起劲，这些情况我都知道，请你来这里当教员，小何也不会知道的，他也不会到这里来查。’这使我意识到，他请我来，是对我有掩护之意。有一次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张玉华坐在于烺宿舍的土炕上三人聊天。于烺说：‘他以前干文登原四区区长时，剿土匪很卖力气，后来察觉国民党政府，又是利用他，又是耍弄他，因此不干政界了，转到教育界来。’接着他就谈到在这以前大水泊小学任教时，当时教员王翼之（又名王一之）对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张玉华读小学时，曾是王翼之的学生，他知道王翼之是共产党员。于是，他们二人谈起王翼之来，都很佩服他。都说王翼之如何向他们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好。同时，于烺更起劲地骂国民党，并说 ：中国要好，非要走苏联的道路，当前要宣传抗日救国等。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党的宣传方针的，我即表示赞同。此后，我与张玉华共同分析研究，认为王翼之可能介绍过于烺参加共产党，或者是使他转变为倾向共产党。分析之后，我进一步意识到于烺聘我去文登营小学任教员，是想通过我找共产党，有其组织上的要求，否则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聘我来，并让我介绍教员（如聘张玉华），此事后来得到证实：1938年春，山东八路军七、八支队打开黄县与三军接上联系后，吕其恩（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告诉我：‘七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翼之在大水泊启民小学任教员时，曾介绍于烺参加共产党，王翼之走后，于烺就失掉了联系，因此王翼之要求吕其恩应予于烺恢复组织关系。’吕其恩说：已按照王翼之的要求给于烺由一个新党员（天福山起义时，吕其恩介绍于烺入党）恢复了原来的组织关系。”
不久，文登形势发生了变化。王台回忆说：“韩复榘派来一个手枪旅，住在城里清乡。星期天，有一连人都带着匣子枪，出城西门向西北方向去了，我估计这些刽子手是到二区、三区了。于烺自己单独去了一个地方，下午回来后，告诉我‘他打听了一下手枪旅与县政府有矛盾，住不几天就会撤回济南’。我即派张玉华同志骑着自行车迅速去沟于家向张修己汇报，请他通知各地的党组织提高警惕，以防万一的意外情况发生。”
“1936年9月下旬放秋假时，我去张修己处汇报了于烺倾向共产党的态度及各个教员的政治表现（其中包括田鸿兴的进步表现）。张修己笑着说：‘把文登营小学变成红色学校吧。’我们俩认为，要继续巩固于烺，看来我们党很需要团结这样上层人物为我们党工作。另外张修己还说：‘营东三人编为一个党小组，你（指我）任小组长，今后主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多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党小组成立后，我和张玉华经常去松山庙开党小组会。党小组活动做出了另外两项决定：一、我和张玉华一定要教好课，使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而且在课外多接近学生，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借此机会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让张玉华将此决定引导田鸿兴（因他俩住在一个宿舍里）也去这样做。二、借校长教员集会用餐的机会，讨论中国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问题。开始由我或张玉华从报纸上找些问题，一边提，一边议论。后来于烺和田鸿兴，就不等我和张玉华讲，就抢先开口了。这样每次用餐时，就变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有时还有争论的形势讨论会了。课余时，我们出去找几个学生聊天，或者我们四人（于烺、张玉华、田鸿兴和我）各找学生三至五人到我们房间里聊天，抓住这些机会进行革命宣传。不久，这个学校在我们的努力下，确实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一个红色学校的新气象。”
“1936年12月12日，当报纸上登载着‘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后，我们高兴地跳起来了，鼓掌祝贺蒋介石被扣，一面告诉学生，一面于烺告诉炊事员今天晚上多做几个菜，买点酒庆贺蒋介石被扣。这次晚饭吃的可热闹啦，你一言我一语，‘蒋该死的这回可该死了。’ ‘红军十年的仇，非杀他不行，给全国人民都出出气！’边说边笑，互相劝酒。大家兴高采烈，很长时间才用完了这顿晚餐。”
“学校放寒假尚未开学时，我去张修己处，适逢殷学谦从胶东特委回来，他向我们二人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过程；
（二）张、杨扣押蒋介石之后，没有处理的主张，便拍电报去延安，请中央派人来西安协同解决，毛主席派周恩来同志乘飞机前来西安；
（三）周恩来同志秉承中央毛主席的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
（四）如果杀了蒋介石，亲日派何应钦必然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乘机夺权和勾结日本大举侵华，造成中国更坏的局面；
（五）释放蒋介石，他必须保证抗日，不反共，释放全国政治犯。经过传达，回想我们在文登营小学时，希望杀蒋介石的想法，是没有看到国内外大局，是错了，今后要按此作为宣传的依据。”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中共胶东党组织在文登营小学秘密成立，为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开国将军从这里走来
文登营小学是张玉华将军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方，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将军的重要起点。
1937年12月24日，在文登小学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张玉华、于烺、王台、田鸿兴等知识分子走向天福山，参加了闻名全国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从此拉开了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
天福山起义，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张玉华任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这支革命的队伍在硝烟战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张玉华在这支队伍里带领指战员们同敌人浴血奋战，茁壮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张玉华历任“三军”第一大队政委、第61团第1营政委、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5支队63团政委、第15团第1营教导员、第63团3营教导员、1938年参加了雷神庙战斗，受到中共胶东特委和“三军”军政委员会嘉奖。1940年张玉华奉命率部转战鲁南。历任山东纵队特务1团政委、第1旅第3团政委、鲁中军区后勤处政委。此间他参加了侍郎宅攻坚战、苏家崮突围战、仙姑顶突围战、马牧池反击战，都获得胜利。在山东作战期间，他3次负伤，其中一次一颗子弹打进腹腔，弹丸留在体内终生。
抗日战争结束后，张玉华任山东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某部后勤处政委。1945年10月率部进入东北。1946年初任东北民主联军第8旅第22团政委，先后参加辽河战役、辽阳战役、本溪战役、四平战役，接着参加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在辽沈战役中，张玉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第8师政治部主任。8师在攻克义县时，歼敌4700余人，后与友邻部队一起攻克锦州城，歼敌8255人。辽沈战役后，张玉华所在的部队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胜利完成对平津两股敌人实行分割任务后，整编为40军119师，迅速挥师南下，参加衡宝战役，击溃“湘粤联合弧形防线”，投入两广追击战，21昼夜行程2500余里，歼敌2800余人。
1950年1月，张玉华任第40军118师政委，率部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第40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梯队入朝作战。10月25日，第40军在温井两水洞地区全歼李伪军一个加强营，毙伤俘虏486人，并生擒美军顾问1人。党中央把118师打胜第一仗的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1964年张玉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这些赫赫功绩，见证着张玉华将军为国家为人民南征北战，保家为国屡立战功的铮铮铁骨和赤胆忠心，也见证着文登营小学的骄傲。
文登营小学的历史贡献
文登营小学从诞生到2014年8月校址新迁，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为国家哺育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一大批高级干部和名人。杰出代表有：开国将军张玉华少将；胶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五支队军法处长、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于烺；中央财经委员会编译室副主任王台；中南空军工程部政委田野（时名田鸿兴）；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海军系政委姜克；解放军5708厂党委书记李树奎；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张振龙；清华大学教授陆永俊；山东中医学院名誉院长陆永昌；苏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陆永文；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药剂教研室主任陆永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儿研所常务副所长陆永章；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庭庭长许泉；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陈一鸣；电子工业部南京市十四研究所党委副书记陈光华；烟台行署副专员陈英序；江苏省南通军分区副政委陈健伦；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处长刘延玉（女）；南京军区陆军指挥学院大队政委陈德惠；上海411海军医院院长柳荣庄；总参第二通信总站参谋长姚国岐；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将延庆；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处长高文珠；南京警备区政委、杭州警备区政委王积德；总参第五十六研究所四处政委、所政治部主任张世藩；航空部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副总经理蒋绍南；浙江日报高级编辑杜文进等。
文登营小学不仅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同时它是培养人才的高地。据1951年底统计，文登营小学春季考入文登师范的有7人；考入昆中（前身原为东海中学）的有5人；考入牟平师范的有4人。秋季考入文登师范的有5人；考入昆中的有5人。一年之内，这处完全小学考入高等学校人数达26人。升学率之高，居文（登）、荣（成）、威（海）、福（山）县市同级小学之首。该小学校长褚从廉（高村凤台顶人）也因此出类拔萃的骄人业绩被提升为文登县工会主席，后，又被调到山东省教育工会任职。
从1951年到今天60多年里，文登营小学继续秉承红色基因，发扬先辈革命精神，培养出一批批有理想，有知识，勤劳进取、正直善良、厚德忠勇的学子。他们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像先辈那样用聪明的才智砥砺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中国发挥着光热。
守望文登营小学 继续传承红色精神
如今，文登营小学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被合并到文昌小学，只剩下了校舍和遗址。这所曾经给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小学，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底蕴深厚的红色校园里，长满了庄稼和野草，别致漂亮的校园大门造型也变得破碎苍桑。
回溯历史，英雄的精神没有泯灭，榜样的力量就在身边。尽管文登营小学在历史的进程中结束了它的育人生涯，但是，文登先辈们的革命精神还在，保留文登营小学，对社会留下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民触景生情，缅怀先辈英雄业迹，激发爱国情怀，继续传承红色精神，无疑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2019年1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情况介绍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月1日，他在考察北京老胡同改造情况时，又说：“留住乡愁，留住人文底蕴和文化底蕴是我们的责任。” 文登营小学堪称“红色文化革命遗址”。在天福山走向全国各地的革命老前辈及他们的后代和许多父老乡亲们的心目中，这所红色学校的份量是厚重的，念念不忘的。每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总要到这里深情地看一看，有的并在此拍照合影留念。当他们看到小学院门上方“文登营小学”五个大字仍然清晰可见，大门两旁的门垛气势高昂的挺拔天空时，年长的老同志情不自禁地说：“多好啊，心中难忘的红色小学！大门上方这五个大字是于烺校长亲手书写的。”文登营小学难忘的历史情怀，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心中。
2019年，文登区委领导研究决定，把文登营小学原址保留下来，作为革命历史传统教育基地，这一重大举措对丰富文登及威海地区红色教育资源、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传承红色基因的指示精神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无疑成为拓展天福山起义抗战教育史又一闪光点。同时，丰富了文登的红色文化旅游内涵。
一个民族的复兴，最终将是精神的复兴。
守望文登营小学，是我们接过先辈们的革命火炬，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守望红色精神家园，牢记使命尽己之责，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
王德松撰稿
2019年7月1日
文登营小学南大门
文登营小学院内一角
创建文登营小学时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