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3日大清早，73岁的邓树光老人把家里的各个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物件摆放的得恰到好处。她把头一天托人买来的水果，用水一遍又一遍地冲洗好，放到盘子里，摆在桌上，满心喜悦地把谷子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一天，是她众多子女都回来给她庆寿、全家人团聚的日子。
往事如烟。受尽苦累的她，用手拂着满头白发，对照镜子看着道道皱纹密布在清瘦的面庞，昔日俊俏白嫩的脸蛋儿如今皱褶纵横，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干痩露出道道筋脉的双手，饱经沧桑的心又回到难忘的蹉跎岁月里……
危难之时伸援手
那是1935年的冬天， 11.4暴动失败后，遍布的腥风血雨笼罩在整个胶东大地。地处山区的西字城村也陷入杀机四伏的白色恐怖中。
一天傍晚，寒风劲吹，大雪下个不停。被国民党文登县政府通缉捉拿的共产党人刘庆华把两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匆匆忙忙地送给了别人，他来到卧床不起，神志不清的母亲床前，跪别道：“妈，不孝的儿不能在您老跟前尽孝了，我要走了，对不住您老人家。”
刚进家门的邓树光和丈夫刘毅听到母亲屋里的说话声，掀开门帘看见眼前的这一幕。邓树光忙问：“哥，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刘庆华转身说：“我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他们要抓我，组织让我马上离家到外地躲一躲，我今晚特地回来辞别。”做事一向果断的邓树光说：“哥，这事要听组织的安排，家里有我们照顾，你要赶快离开，晚了就危险了！可是，孩子呢？”她看到哥身边一个孩子没有，焦急地问。
一句话问得刘庆华低下了头，在贤惠的弟媳面前，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把他们送人了……”“咱自家的孩子你为啥要送给别人？”邓树光问。
刘庆华与弟弟刘毅分家后，母亲与弟弟一起住在正房里，由于只分到了土地，刘庆华只好住在弟弟的东厢里，他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奠国，年满7岁，小儿盛国5岁，小女儿不满2岁时，妻子操劳过度因病去世，丢下三个孩子。
邓树光一听到这里，迫不急待地追问孩子的下落，扯起丈夫冒着风雪一脚深一脚浅地向外跑去，按照哥哥说的门户寻找孩子的下落。
孩子被追回来了，他们站在婶婶的身后，惊恐的双眼望着眼前愧疚的爸爸，生怕再被送给别人。邓树光快言快语地说：“哥，这事要叫外人知道了，怎么看待咱刘家？我知道你是担心走后孩子没人管，这事你尽管放心，只要能保证你平安无事，家里的一切事儿都由我们管着，有我吃的就有他们吃的，饿不死我，就饿不死孩子。你放心快走，越晚危险越大！”说着打开箱子，从里边拿出刚从娘家带回的四个包子和借来的十五块大洋，说：“哥，这是我爹一家一家借的，钱不多，你一定要拿着路上用。”接着，她又把手上戴的银镯子摘下来，和钱放到一起，“镯子我戴不戴都一样，没什么用，这个你也拿着，人在外，人生地不熟的，到了最难的时候，或许能用上。”刘庆华推让起来，说：“我怎能连你陪嫁的首饰都拿走呢！”邓树光不再说什么，把钱和手镯直接塞进她哥哥的包裹里，催促道：“哥，快走！”
刘庆华向弟媳深深地鞠了一躬，深情地望着三个孩子，孩子圆瞪着双眼，一脸祈盼，他叮嘱说：“听婶婶和叔叔的话，爹很快就会回来的。”说完转身推开房门，心中五味杂陈的他，强忍住泪水，一咬牙，快速消失在大雪飞舞的黑夜里。
邓树光送走大哥，回到屋里，看到三个孩子在堂屋哭个不停，她弯下腰把他们搂在怀里，安慰地说：“你们都不要哭了，你爹离家到别处去躲一躲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你爹要是不走，被国民党抓去就没有命了，永远也回不来了，他离开家，国民党抓不到他，过些日子他就会回来看你们，这是应该高兴的事，都别哭啊，好孩子听话！”
按住孩子的心，哭声慢慢停止了，她却泪水噗噗地往下流。她一边把奠国和盛国安插在自己孩子的土炕上，一边把小侄女抱到自己的房间，脱掉孩子身上的衣裤，搂在怀里久久没能入睡。
刘庆华刚走不久，就来了一帮带枪的人敲门，他们恶声恶气地问，这是不是刘庆华的家，他人在哪里？邓树光不慌不忙地说：“他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帮人中的一个头头吼道：“撒谎，给我搜！”孩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直打哆嗦，惊恐万分，不敢出声。这帮匪徒里里外外把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一个人影儿。这时一个匪徒凑近那个头头说：“看来他是知道我们要来抓他，所以他不敢回家。”另一个人说：“我知道他和后驾山的于荣瑞关系好，他会不会躲到他那里藏起来了？”那头头一听，眼睛一亮，手一挥，说：“走，马上到那里去搜！”
邓树光心里不仅为苦命的孩子而忧伤，更为风雪夜中的哥哥的安全而担心，现在他去向哪里？自从大哥参加革命，就没有在家好好照顾孩子一天，家中生活的担子全由多病的嫂子担着，如今，嫂子撒手西去，留下的孩子们生活的重担也只能靠自己来扛着，她暗下决心，再苦再累，也不能再让孩子们心里受委屈。
其实，邓树光一家的事儿也不少，有三个孩子，小儿子常年有病，还有一个患有痴呆疾病的婆婆，需要时刻看护。家中还有一个大姑姐因丈夫在大哥的影响下，早年参加革命而牺牲，身患气管疾病的她无法生活，只好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常年住在这里，这样全家11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靠她和丈夫两人担当着。
邓树光出生在西字城村东面的泊子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她说话，做事，总不同于那些不识字的人。
她的长相很美，中等身材，修长均匀的体型，配上一双明亮而温暖的大眼睛，十分惹人注目。她的视线若落在你的身上，你便会感到有一股暖流涌进你的心里，村里经常有人背后夸她长得漂亮。其实，她不光长得好看，心地更好，善良贤惠，彬彬有礼，说话办事总是让人那么熨帖。只可惜生在旧社会，两只脚被包裹得似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风摆柳丝，婀娜多姿。但，她柔弱的身体却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令人敬佩。
含辛茹苦抚育烈士遗孤
在哥哥刘庆华的影响下，不久，弟弟刘毅也参加了地下活动，家里的一切全压在邓树光一个女人身上。
作为读书之人的邓树光，懂得教育孩子的重要性，她除了言传身教，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地引导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怎样做人做事。
自从日本鬼子占领文荣威以后，地处三地交界的西字城村就成了鬼子的扫荡中心，人们不得不在佛鼎山上竖起“消息树”，时刻监视鬼子的下乡扫荡动向。而邓树光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也特地叫孩子们在门口轮流看着佛鼎山上的“消息树”，打听着村里人们的消息，时刻提防鬼子的扫荡骚扰。
白天，男人不在身边，她除了把家里家外的一切农活打理好，还要护理一家老小11口人的衣食和对孩子们的教育上。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她卖掉家里一亩地，先把大侄子奠国和大侄女送进了学堂读书，把余下稍大的儿子和侄子安排到村子附近挖野菜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他们从小学会劳动技能。
春天来了，草木渐渐变绿了，整个大地充满生机。吃完早饭，邓树光叫儿子到村边监视山上的“消息树”，防止鬼子的骚扰。盛国和小侄女便去村外挖菜，她再三叮嘱他们不要走得太远，早点回来。她与大姑姐烧了一锅开水，倒进一个大盆里，把孩子们的衣服放到里面，用开水烫衣服里的虱子。
不大一会，小侄女提着篮子哭着跑回家，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小哥打我了。因为小哥看到别人的园里有葱，他叫我去拔给他吃，我不去，他又叫我给他站岗，他去偷，我不听他的，我拿着篮子就走，准备到别的地方去挖，他在后面赶上来就打我，叫我快滚，不准住在他家里。”邓树光一见侄女啼哭，问清原因，马上把侄女搂在怀里说道：“好孩子别哭，等他回来，我拿棍揍他。”
近中午，盛国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气，提着满满一篮子野菜，回家就把篮子放到婶婶面前显摆。邓树光看到说：“嗯，你今天挖了这么多野菜，活干得不错，这是好事儿，可你为什么打小姐姐？”盛国说：“是她不好好挖野菜我才打她。”侄女听他这么一说，气急了，说道：“你说的不对，你撒谎。”邓树光声音忽然变大了起来，盯着盛国说：“不许撒谎，好好说实话……”盛国在婶婶面前只好承认错误。
下午，邓树光到河里洗完衣服回来，看到孩子们已经把野菜择得干干净净放在篮子里，她高兴地用手把野菜抓起来看看，不料，看见野菜下面是不少肥绿的菠菜，她脸色马上变了，立即问，盛国呢？她见小侄儿不在眼前，就叫儿子去找。儿子出门边走边喊，不见回应，又继续边跑边叫着“小哥！”远远的，他看见小哥正同一小孩子在打架。盛国看见弟弟来了急忙喊：“快来帮忙！”小弟忙喊：“小哥，你快停下，别打了，叫你回家。”盛国一听叫他回家，就知道是什么事了，接着对打架的孩子说：“好了，不打了，我家大人找我，我得回家。”那孩子听了，也停下手，哪知道盛国临走时猛然回头又打了人家两个耳光，那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早就一阵风儿跑回了家。
盛国回到家里，邓树光问他篮子里菠菜的事，他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是在地堰上拔的。邓树光很生气，她从地上拿起烧火棍，做出要打的样子，说道：“你撒谎，快说实话，你说实话改正了我就不打你，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我连你欺负你小姐的事一块算账，打断你的腿。”盛国从来没看到婶婶这个样子，真害怕了，哭了起来，说道：“我到人家园里拔葱吃，看见那边有很多菠菜，就拔了一些。”“你拔旳葱呢？”“就拔了三棵，我都吃了。”邓树光气得眼泪流出来，说道：“你看你，有爹有娘，就是不学好，不是偷人家的东西，就是和别人打架，你告诉我，你偷的是谁家的？”盛国说：“是邓痴子家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改。”“那好，你把菠菜都捡出来，等晚饭后我带着你送给人家。”
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一妇女领着一个孩子走进门来，说盛国欺负了她家的小孩。盛国一看正是刚才被他打的那个孩子，他赶紧躲到婶婶的身后去。邓树光赶忙转过身来，心里很生气，知道是盛国惹的祸，但脸上还得挤出笑容，给人家直赔不是，一边赔着不是，一边举起手来，做出要打盛国的样子。那女人赶紧向前拉住，说“她婶儿，都是孩子打架，别动火气，以后别让他再欺负孩子就是了。”说完，女人不好意思地领着孩子走了。
邓树光气得用手指点着盛国的头说：“你看看，都让人家领着孩子找上门来啦，你可长点记性吧！”
吃完晚饭，邓树光提着篮子里的菠菜，领着盛国去到邓家，进门就说：“弟妹子，对不起，都怪我家教不严，孩子把你园里的菠菜偷回了家。”邓树光一直赔着不是说好话。邓家正在吃饭，一见全村人都敬重的刘婶儿，领着低着头的孩子进了家门赔礼道歉，赶紧起来迎上去说：“她婶儿，快别这样，俗话说，孩子做事娘不知，这不算啥，用着您就到园里挖，自产的不金贵，也不用告诉，你那一大家孩子，生活多不容易。”盛国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婶婶在村里人们心目中有如此高的威望，他第一次让婶婶在人面前感到如此的羞辱。赶忙抬起头，鼓足勇气走上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小声说：“对不起，是我偷着做的，不干我婶儿的事。”他转过身来，扑腾一声，跪在婶婶的面前，哭着说：“婶儿……”盛国突如其来的举动，让邓树光心中一热，邓家人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盛国跟着婶婶儿前脚走出邓家，后脚就听到邓家人在夸他婶婶教子有方。
从此，刘盛国暗下决心，今后一定像婶婶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做事。
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他的母亲邓树光从来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晚上，昏黄的油灯下，她总是为孩子们的穿戴缝缝补补到深夜 ，第二天不亮就起床，忙活着做全家人的早饭。常年有病的婆婆更是她心中最牵挂的大事，不但在饭菜上要好于全家人 ，就是穿戴上，也要尽量做到好于村里的老人。
不是亲妈，胜似亲妈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由于西字城是我党重要堡垒村，威海和文登县大队经常进驻村里，于是，时常遭到日本鬼子的扫荡骚扰。
这一天，威海县大队又来了，伙房仍然安在邓树光家里。这次还带来一个伤员，他才十七岁，大家都叫他小谷。
小谷伤很重，左小腿骨折，不能走路，左臂被炮弹炸掉一块，右臂还吊在脖子上。他自己不能吃饭，为了便于伙房的人照顾，就把他安排在邓树光家住。邓树光把东厢收拾好，让两个大孩子陪着小谷住在那里，没事也能帮着照顾一下。
这次，威海县大队没住多长时间就到别的地方去了，临走前的一天晚上，高排长来了，对邓树光说：“大嫂，我们又要走了，真舍不得离开咱们村。你平时照顾小谷，又帮助伙房做饭，战士们没有不夸您的。”邓树光说：“高排长，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有需要的地方尽管说。”接着问：“高排长，小谷是哪里人？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高排长说：“小谷现在也没法说是哪里人，只能说他是威海县大队的人。因为他没有家了，亲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家里的房子也被鬼子烧了，只有他逃了出来参加了队伍。前几天，我们和鬼子打了一仗，虽然胜了，但是损失也不小，牺牲了几位战士，小谷受了重伤。由于他没有家，就一直留在部队上养伤，他……”邓树光说：“高排长，小谷不是没有家吗？就把我这儿当成他的家吧，留在我家养伤，你看行不行？”高排长看着眼前这位朴实真诚的母亲，点点头说：“大嫂，我得请示领导同意才行。”
威海县大队按计划离开西字城村，把小谷留下安排在刘家，临走时，还留下一些粮食和消毒药水。
邓树光把全家人集合在东厢，他指着炕上的小谷，对大家说：“这是打鬼子受伤的战士小谷，是我把他留下在咱家养伤，从今天起，他就是咱家的人了，你们都要好好待他。”小谷躺在炕上，听大婶儿这样说，眼里流下激动的泪水，他翻动一下身子，面对大家说：“从今天起，我就是这家的孩子，我改姓刘，大婶儿，您不嫌弃，我就做您的儿子！”他看着大姑说：“您就是我的大姑！”他用目光示意屋里和自己般大不小的人说：“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邓树光说：“孩子，这也是为了防日本鬼子，万一有一天鬼子来把我们堵住了，我们也得有一个合适的说法。”
刘家大姐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病，她一边咳嗽着，一边对邓树光说：“弟妹，咱们家本来孩子就多，小谷姓刘，突然多了个这么大的孩子，别说鬼子，就是西字城村百姓也说不过去。我有一个想法，叫小谷做我的孩子更妥当些。让小谷姓王，叫王和，就说他从我婆家过来的，跟我住姥姥家。”邓树光觉得大姑姐说得有道理，就问小谷，行不行，小谷说：“怎么叫都行，不管叫什么，这里就是我的家。”
邓树光特地叮嘱孩子们“你们都听着，你小谷哥的事儿谁都不能往外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你们姑姑的孩子过来了，别的什么都不要说。”孩子们都听话地点了点头。
为了照顾小谷，邓树光和孩子们做了分工，她和大姑姐负责做饭喂饭洗衣服等事情，三个男孩负责帮助小谷穿衣、行走、上厕所。小姐姐负责看小弟弟。邓树光怕三个小子毛手毛脚，照顾不好，专门强调一定要有耐心、细心、不能急躁。
小谷在邓家养伤，队伍上每月都会定时给小谷送一些米面，邓树光每顿饭都专门给小谷做点好的， 然后端到东厢房，一口一口地喂他。
一天早晨，她给小谷做了小米稀饭，一个馒头，一碗菜，再加上一碗开水，叫儿子帮着端过去，当他儿子光国放下东西，转身就要出门时，小谷突然叫住他，轻声说：“小弟，你等一下， 我问你件事儿。”光国停下脚步，看着他，小谷接着说：“咱全家人都吃这样的饭吗？”光国刚要开口，邓树光转身说：“孩子，是啊，咱家都吃这样的。”小谷说：“舅妈，我不信，我知道咱家穷，现在穷人家哪个能吃上这样好的饭菜？”邓树光说： “孩子，这些事儿你不用管，队伍上有安排，你只管好好养伤就行了。”小谷说：“咱一家大大小小 都吃糠咽菜，只有我一个人吃好的，我怎么能吃得下去？”邓树光说：“孩子，你吃的都是队伍上送的，你该吃，吃了伤才能好得快。”小谷说：“舅妈， 我这样吃下去心里难受，我这伤也养不好啊。我不管是谁送的，只要是一家人，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要是不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一口饭也不吃了。”邓树光让小谷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他，小谷这才肯让她喂饭。 有时，三个小子对小谷的照顾不够周到，邓树光就叮嘱奠国：“你是大哥，什么事儿你多管着点儿， 学着操点心。”奠国应着，做事比以前细心了，但邓树光还是不放心，每天睡前，都要盯着孩子们把尿桶拿到家里才回屋里。这些琐碎事儿，天天都要干，也就习惯了，她看三个孩子慢慢能干得像模像样了，也放心不少。
为了尽快给小谷养好伤，邓树光除了在生活上做得好一些，同时，她还上山去刨一些药材，把透骨草刨回来烧水，给小顾洗伤口，摘苏子叶捣碎，敷在小谷的伤口上，一天多次进行换药，小谷的伤口恢复得很快。
但让邓树光最不放心的事儿，就是万一哪天日本鬼子又来了，小谷该怎么办？
有一天，邓树光想出一个办法，她把盖的被子的四角各缝上一个很结实的绳扣，做了一个土担架，一旦鬼子来了，就可用它抬着小谷跑。
她在准备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秋叶红了，也到了收地瓜的时候了。早饭后，村里有些人已经陆陆续续地上山了。刘光国站在街上看着消息树，忽然听有人喊：“消息树倒了，鬼子来了，快跑啊！”他赶紧跑回家告诉母亲，邓树光说：“你快去帮你王和哥收拾一下，把咱家的扁担也找出来。”
街上的人一波一波地向西山跑去，刘家焦急地等着村长安排人来抬小谷。小谷一个劲地催着全家人快跑，不用管他，邓树光安慰他说：“不用急，村长安排的人很快就来了。”这时，大哥大姐也回来了，邓树光说：“你们几个大的都赶紧跑，牵着咱家的小灰驴，背着小弟弟快走！”大哥大姐他们按照母亲的安排，牵着驴跟着外面的大人跑了，只有邓树光在家等着。一会儿，来接小谷的四个青年来了，他们把小谷放到准备好的土担架上，风一样地走了，邓树光也跟着担架向西山跑去。
到午后，鬼子走了，人们陆陆续续回到村里，远远地就看到村西的小树林里有好多人围在一起，走到近处，听到他们在骂日本鬼子，邓树光带着全家人走过去，问了旁边的人，原来是鬼子糟蹋了村里的一个姑娘。糟蹋完了，还把那姑娘用刺刀挑了。他的亲人们在悲伤地大声哭着。邓树光呆愣愣地站在那儿，口中念道：“这些遭天杀的畜牲啊，老天爷，你快用雷劈了他们吧！”
胶东农村的习惯，冬天吃两顿饭，今年小谷在家养伤，邓树光就每天都做三顿饭，后来小谷知道是特为他才破了例，就再也不肯吃午饭了，邓树光没办法，只好又改为两顿饭。晚饭时，邓树光让大侄女用盘子装了一个豆面菜团子和两个地瓜给小谷送去，一会儿，她回来，对舅母说：“和哥说他肚子有点不舒服，等会儿好了他自己吃。”邓树光一听， 放下筷子就去了厢房，说道： “没事吧，不吃，等一会就凉了。” 小谷说：“好！”
正当全家人开始吃饭时，小谷突然掀开门帘来到屋里，邓树光惊问：“你不好好在那边吃饭来这边干什么？”小谷说：“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咱一家人吃的是不是都一样。” 邓树光说：“你看看，哪不一样，你吃的是豆面菜团子和地瓜，我们吃的也一样。”小谷看了看盘子里散着的菜，上面沾着点豆面，然后拿出自己的菜团子，放进盘里，说：“舅妈，你说都一样， 这是一样的吗？你们吃的这些豆面菜是菜上撒着点面，我这个菜团子里结结实实的好多面，是面里掺了点菜，舅妈，我说过好多次了，我就是咱家一个孩子，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绝对不能搞特殊。再说了，我的伤也好了很多，又不是什么内伤，我什么都能吃，舅妈，你可不能再这样做了，你再这样做，我就离开这个家，我没法呆在这里，我不能看着你们吃糠咽菜，我自己却吃得这么好， 你是不是不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呀？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邓树光被小谷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看面前的孩子们，看看小谷，再看看桌上的饭，泪水就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她张了张嘴，说道：“孩子，你就是我的孩子呀，我是希望你的伤早点养好，早点去打日本鬼子，打跑了日本鬼子就回来，你永远都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小谷说：“那好，舅妈，我以后就和家人一起吃饭，不管什么样的饭，我都好好吃，好好养伤，养好伤我多打几个日本鬼子。” 说着，小谷就把豆面菜团子用手掰碎，和盘子里的豆面菜混到一起，和全家人一起吃。
邓树光实在是不舍得卖地，但为生活所迫，最终还是卖了两亩，有了这两亩地钱的接济，总算渡过了难关，接上了新下来的夏粮。
天越来越冷了，穷人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了。更可气的是，这样的天气，日本鬼子还要进村行凶作恶，闹得村民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宁。但他们阻挡不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也阻止不了小谷伤势好转，他的右手现在可以活动了，左腿也能慢慢行走。
一天清晨，外面雷声不断，云层越堆越厚，看样子雨很快就会下来。人们认为这样的天气里，鬼子肯定不会来，而且，他们昨天刚来过，一般也不会连着来。
没过多久，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喊：“鬼子来了，快进村了，快跑啊！” 邓树光急忙开门一看， 街上人如潮水，都慌里慌张，向西奔跑。她急忙叫奠国和盛国领着光国和他妹妹牵着驴跑。小谷抱着小弟出来，跟着一起往外跑。她们来到街上，一些往西跑的人又回过头跑，说鬼子从西面过来了，大家又掉过头往东跑，跑了没几步，东边也有人跑过来说鬼子从东面进村了。这时，沉闷的雷声里突然响起一个炸雷，接着雨点开始落下来，并且越来越密。邓树光一推奠国，说道：“你们几个快从前面的玉米地里向南跑，跑得越远越好。”
小谷背着小弟正要一起跑，邓树光一把拉住他，说：“跟我回家！”回到家里，她打开后窗，对小谷说：“你快过去，钻到窗后的大石板下面，别把边上的草踩倒了，也别留下脚印。你在下面，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沉住气，不要慌，不要怕。”
小谷藏好身体，邓树光拿起 一个衣包，抱着孩子跨过后窗回到家中坐在炕沿上。
一个鬼子军官带着几个士兵搜寻到家中，见邓树光在逗孩子，鬼子军官问：“你家藏有八路？快快地交出来！”邓树光装着十分害怕的样子，战战兢兢地说：“我们家只有老人和孩子， 哪有什么八路啊。”鬼子军官说：“你的撒谎，昨天我们看到一个八路从你家这个方向跑过去了。”邓树光说：“那不是八路，那是小偷，昨天他趁乱到家里偷东西。”鬼子军官说：“你大大地撒谎，那个人少了一只胳膊，是打仗伤的，我们今天就是来抓八路的伤员。”邓树光说：“我们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人，你说的可能是外村来的小偷。”鬼子官说：“你的不肯说实话，等我们搜出八路，你死拉死拉地有。” 她说：“那你们搜吧，要是真从我家搜出了八路， 要杀要剐我也不冤。”鬼子官把手一挥：“搜！”几个鬼子把刘家从正房厢房到院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东西扔了一地，却什么也没搜出来。鬼子军官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转了几圈，突然一指后窗：“八路是不是藏在玉米地里，快搜。”邓树光说：“我家确实没有八路，不信你就再搜。”那个军官和几个鬼子从后窗跳过去，向玉米地扑去，那鬼子军官往前走了几步，又转身往后走，站在水沟边上东看西瞧想发现什么。这时，一声巨雷响起，大雨点下得更密了，鬼子官被雷吓了一跳，抬头看看天，转身走到玉米地里，催促几个鬼子快搜，这些鬼子东西排成一线，拉网一样地从南向北搜寻。这时，雨下得更大了，邓树光披了条麻袋到街上看了看，回来，又看看搜玉米地的鬼子，估计他们刚走到地北头。她赶紧把小谷叫出来，把麻袋披到他身上，让他从前面绕过玉米地跑到南河的小树林里，再向西山方向跑。小谷快速跑后，鬼子也回来了，个个淋得像落汤鸡，没搜到八路，那鬼子官气恼地对邓树光说：“你到底把八路藏在哪里？快说实话。”邓树光说：“我家真没八路，你里里外外都搜遍了，玉米地也搜了，哪有个八路的影子？”鬼子军官气急败坏地说：“你不交出八路，这笔账先记在你身上，以后再算，走，到别处再搜。”说完，带着几个鬼子走了。
小谷的伤好了，归队时，全家人都聚在一起为他送行。他眼含着热泪，跪在邓树光面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头说：“舅妈，我的命是您给我捡回来的，没有您和全家人的呵护，就没有我的生命，您就是我的亲妈！今天我要回队伍打鬼子去了，等咱胜利了，不管我在哪里都回来看望您，看我的这些亲人！”邓树光舍不得小谷走，拉着他的手，念叨着：“以后多长双眼睛，看着点子弹，有空就回家来看看。”小谷从包里拿出一件灰色上衣说：“妈，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这件衣服没穿几天，留下作个纪念吧，你看看哪个弟弟穿着合适。”说完，他郑重地给全家人行了一个军礼，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走了。
深明大义，送子参军
人民，是民族血性传递不可取代的载体。
1945年2月，苦难中长大的刘庆华的长子，刚满17岁的刘奠国继承父亲的遗志，毅然参军入伍。临走时，她跪在婶婶面前，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在婶婶面前表示，要像父亲那样坚决跟着共产党永远革命不回头，为婶婶增光，为家乡父老乡亲们增光！邓树光拉起侄子说：“孩子，你长大了，到队伍里多杀敌人，给你死去的父亲母亲报仇！”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刘奠国牢记婶婶的教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屡立战功。他经历大小战斗60余次， 由胶东司令部支前队员成长为部队后勤股长，在济南战役中荣立战功，后随军南下。
1951年，刘奠国转业到地方，任广西贸易公司、盐务局、冻肉厂筹备处科长、主任等。1958年后任南宁航运管理局主任、区管理局长。1973年刘奠国任广西航运公司、区交通局、中央交通部珠江广西分局筹备处、广西航运管理局副经理、经理等职。1985年任广西航务管理局局长。1989年病逝。
1948年临近春节，李庆华的二儿子，刚满18岁的刘盛国也报名参了军，临走时，他对婶婶说：“婶儿，我找区里了， 区里答应让我去当兵，叫我回来准备一下，后天到区里集合。”邓树光说：“那好，你去吧，在战场上多杀敌人，还要保重好自己。”临走前，邓树光说：“前几年咱们没能过个像样的年，索性你走时咱们全家过个早年吧，包顿猪肉饺子吃。”晚上，邓树光把包饺子的面和馅儿准备好，第二天一大早包好，煮好等全家人起来一块吃。
临走前，邓树光拿出先前做的新衣服给盛国穿上，又把家里仅有的三块钱放到了侄子的手里，盛国什么也没说，只是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出家门。
刘盛国没有辜负婶婶的期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过战功。1953年转业回乡。1958年参加本溪钢铁厂建设，担任保卫工作直至退休。
最深的爱，是包容和理解
转眼间，大年又到了眼前，邓树光和孩子商量：“我觉得全国解放了，多年没能回来的你爹可能今年要回来了，等他回来再买年货，全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你们看好不好？”孩子们都同意母亲的决定，一家人就天天盼着父亲回家过年。可是，年过去了，二月二后也没见个人影儿。
一天，邓树光接到丈夫的一封来信，心里特别高兴。心想，自从四八年丈夫随军南下，再也没他的音信，今天终于有音信了。她忙打开，只见信页很厚，信中写道：“我们要打过长江 挖蒋介石的老根儿，结束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以革命为重，不能以家庭为重，只有切断个人与家庭的联系，才能彻底清除思想上的私心杂念，才能彻底投身革命，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取得真正的自由解放。为了革命，我要与你离婚，离婚后，家庭的一切财产归你，孩子也归你……”她读着读着，头像挨了重重一锤发晕，天天盼望的丈夫却说出了如此绝情的话。顿时，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信似一块重铊压在心头，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自言自语地道“怎么能这样？这能对吗？” 她不相信上面的话，多少年来甘苦与共，她对自己的丈夫太了解了，从信上看，有些话不像是出自他的口，倒像是别人的训话。他信里说共产党人必须以革命为重，不能以家庭为重，要切断个人和家庭的联系，她可不信，不信他能把这个家彻底抛下不管。”但她又思忖：信里讲得也有道理，革命的人要是满脑子私心杂念那肯定也干不好革命，和国民党也没啥区别。后来的事情证明，她的判断果然没错，丈夫虽然和自己离婚了，但他给家里写信却更加频繁，对自己和孩子们也更加关心，一年两次给家里寄钱，还不时寄些布料等家里用的东西，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几年。
1962 年夏天，经济状况略有好转，邓树光对儿子光国说：“这几年也不知道你爹怎么样了，你也该去看看他。”儿子说：“妈，是啊，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现在这形势，路上也要花钱，这怎么去啊。”邓树光说：“钱这个东西，不该花的不能乱花，该花的不能省下，既然想去看就早些去吧。” 邓树光准备了 20 斤白面，4 斤花生油，还有她多年前为丈夫缝制的那套茧丝衣服，并嘱咐儿子去后不要多问，要体谅父亲，他有难言之隐……
为霞尚满天
一天，邓树光接到一封信，叫身边的儿子光国打开看看，又是谷子写的，他高兴极了。谷子在信里说，他想约定大哥一起回来给你庆寿。老人说：“我的生日早忘了是哪一天了，只记得是八月，要不告诉他是八月十五，叫他们都回来过个团圆节。”
没过几天，奠国也来信，说已经与小弟商量好了，八月十五前两三天回家，由于现在还是困难时期，他们就自己回来，不带家人了。
八月十三下午，小谷拎着东西先到了家，后奠国在晚饭前也回来了。奠国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老人一见面便问：“这是你媳妇？”奠国笑了：“不是，婶儿，您猜猜是谁？”老人看着姑娘，端详来端详去说：“真像你杨婶儿的模样那样俊。” 奠国说：“她就是那年我父亲和继母从厦门回来的路上，在淮阴医院生下的那个小女孩。她今年夏天才找到了我叔，名字叫刘志强。”老人说：“哎呀，孩子，这件事儿你母亲曾经告诉我了她有个孩子刚出生，由于国民党要抓她，情急就把孩子放在医院里，你能活下来可真不容易，真是没想到这次你也能来，真是太好了！”志强说：“我听大哥说，当年家里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兵荒马乱的，多亏您支撑起这个家来，没有您就没有这个家，我哥前些日子对我说要回家给你庆寿，我一听说就决定跟他一起来，我这次是专门来敬拜您的。”老人说：“孩子，你能来就好，咱们一家人都能在一起过个团圆节了。”
吃完晚饭，一家人都坐在炕上，老人特意把灯油加足，又把灯芯挑大，把屋里照得格外明亮。一家人拉了会话儿，老人就问起了志强的事儿，志强说：“婶儿，我的事儿也挺曲折的，我是由姥姥和舅舅养大的，原名叫杨凤祝，出生于 1939 年。14岁时，因家里生活贫困，不得不下学在涟水县汽车站当售票员。因为我工作干得很出色，很快就入了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然祸从天降，有人诬告我是叛徒子女。那时，涟水县城区公社一个大队长的爱人，急于干这售票员的工作。大队长了解到我母亲在上海时有个爱人叛变了，说我就是叛徒的女儿。因为大队长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书记就不分青红皂白信以为真，支持大队长。县委组织部多次找我谈话，我说，只要有人能证明我父亲做过反革命的事情，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可是县委又找不到人证事证，所以无法开除我。但是他们心不甘，又想出了歪点子，把我变成了临时工，每天一元钱的工资，不享受任何正式工人的待遇，国家户口也没了，口粮也不供应了，整天吃高价粮，评奖也没我的份，也不能过党的组织生活，等于是不开除的开除，他们想 以这种方式逼迫我让出售票员的位置。我从物质到精神受到严重打击，白天工作晚上哭，每天晚上都哭到深夜，一直哭到不知不觉睡着为止。有时工作时也哭，眼睛都哭坏了。当我清醒时就想，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要想法解决问题。只有找到我的父母，问题才能彻底解决。这时，我想起小时候，姥姥常对我说，你长大后要去威海、文登找你父母。那时我小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姥姥的话中有真情。于是我给威海、文登民政局发信，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我实在没办法，决定亲自去找父母，找不到父母投海自尽也决不回来。正当我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一封威海民政局的来信，我又喜又怕，不知信里装的是福是祸。双手捧着那信，但是不敢打开，生怕打开了里面是祸不是福。
我打开信看，信中告诉我：接到你的信后，我们很重视，经过广泛细致的调查，认定刘炎和杨顺亲很可能就是刘庆华和杨晓光，他们都为革命牺牲了。刘庆华有个亲弟弟叫刘毅，现在江苏省南通市港务局工作，详情你可以去问他。我收到这封信像得到了宝贝似的，立刻给我叔写了信。我叔接到我的信很重视，觉着自己多了一个亲侄女，但他还不能肯定，为此，他背着我，对我和我的家人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后来断定我就是他的亲侄女。我叔亲自赶到涟水县汽车站，在站长的安排下我们见了面，他仔细地打量我，说我长得都很像我妈，在那里，我叔认下了我这个侄女。我叔把我的事对县领导讲了，他们又提出那个叛徒的事，我叔对他们讲，杨晓光就是杨顺亲， 1936年在上海时有个爱人也是事实，那个男人后来叛变了。杨晓光在上海身份暴露以后，于当年到了厦门，此后，她从未回过上海，与那个叛徒彻底断绝联系。在厦门，她认识了刘炎，他们常在一起工作， 两人1938年春天结为夫妇，到1938 年 11 月生下这个女孩。如果她怀的是那个叛徒的孩子，她应该是在1936年去厦门前怀上的，她不可能等到1938年11月才生下来，你们不做调查就轻信为真，让一个为革命牺牲了双亲的烈士子女落到如今这般地步，这怎么给人民交待？我叔说的话让县委领导无言可对，最后，书记说，我们现在就派人调查，如果属实，我们一定承认错误立即改正。但凭我叔说我父母是革命烈士还不行，还必须要有其他的人证。经我叔多方联系，刘其章、刘中华等老革命的证明先后寄来，还有威海、文登、青岛、 济南政府一些知情的老同志证明也先后寄来，证明刘炎、杨晓光是革命烈士。涟水县委承认我的问题搞错了，江苏省民政厅给我发了烈属证，我的工作、户口和党组织问题都解决了，我叔为我改名刘志强，让我有志气坚强地生活下去。这次我来之前专门给叔叔打了电话，他说你应该去，去认识一下这位伟大的母亲。志强讲完这些，夜已经深了，母亲说：“你们今天都赶了远路，赶紧睡吧。”大哥说：“行，简单说一下明天的安排，明天我去买酒和肉，和哥去买点鱼和菜好不好？”和哥说：“行，正好我可以借机到我战斗过的地方看看。”志强说：“我想明天去看看父母的坟墓。”老人说：“你父母的坟都在天福山烈士陵园里，离这儿有十几里。你母亲没有真坟，做了个假坟。”奠国说：“这样吧，明天你在家休息，等咱们给母亲庆了寿，再一起到陵园祭奠你父母。”志强说：“那好。”
第二天，江家口的大姐和姐夫带着一只大公鸡 一早就过来了。大姐来了就开始忙活。午后，盛国也回来了，他在路上买了一只野免，到家也不休息，忙活着剥兔杀鸡，大家忙活张罗着晚宴需用的物品。
夕阳落在邓树光老人的身上、一片祥和。 晚上，大家共同给她祝寿，唯独缺少了她丈夫的身影。
第三天，全家人吃了早饭，带着花圈水酒供品，陪着刘志强到天福山烈士陵园看望亲人。
这里埋葬着天福山乡268位烈士的坟墓，座座排排，面向东方，依山而立，庄严肃穆。
刘志强远远望着半山坡上常年守望在这里的烈士墓，心潮翻滚，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眼泪顺着面颊恣意流淌。
来到墓区，在中间前右排第一座位置，她很快找到父母的坟墓。他知道父母被安葬在显眼位置的含义，折射出地方政府和人民对父母的敬仰和高度评价。
她把花圈放在墓前，双手摆好供品，跪着对父母说：“爸，妈，女儿找了您多年，今天终于找到了您们，不孝的女儿今天来看望您老人家！”说着，她一头扑向坟堆，放声嚎啕大哭起来，把多少年来存储在心底的无限思念，尽情地释放出来。她双手紧紧抓着堆土，像要把父母从里面拉出来，亲眼目睹他们的面容……
凄厉的哭声回荡在天福山峡谷，陵园里的烈士们在静静地倾听她悲痛欲绝的倾诉……
众人把她绵软无力的身子拉起来,一边安慰，一边拂去身上的泥土。
刘志强擦干眼泪，站在父母的墓前再次凝视，慢慢把目光投向布满山坡的坟茔。她仿佛看到英勇的父辈们当年热血澎湃、浴血奋斗、前赴后继的火热岁月，看到英雄的志士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追求真理的大潮中，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身姿！
注：邓树光老人1997年2月去世，享年85岁。
（本文是一个感人真实的故事，没有半点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