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漫画家朋友，她画了一幅漫画，题目是《四大爷一辈子也没笑过》。画面上，一个老人眉头紧锁，神情悲苦。
获奖征文｜四大爷为什么不笑
这幅漫画让我想起了祖父，记忆中，似乎也没有见过祖父笑。其实在我的印象中，也没见过祖母笑。父亲也是，说一辈子没笑过是夸张，但真是难得出现一次笑容。即便笑，也不是开怀大笑，最多是无声而笑。
我能笑，我能放声就笑，声音像小炮仗一样响脆。我的笑声和父辈们的沉默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他们为什么不笑？
这个问题，以前我从未深思，认为只是性格问题。
他们高冷。
他们沉默。
他们成熟。
他们喜怒不形于色。
直到读了张恨水的散文集《山窗小品》中《三十六岁》一篇之后，突然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不笑。
张恨水的《三十六岁》，写了一个生于1912年的人，在1947年元旦到来时盘点他出生36年来的遭遇：
“民国二年，我两岁，在江西，遇到二次革命的内战，我逃到广东；
“民国三年，我三岁，广东滇粤军队内讧，我逃亡湖南；
“民国四年，张敬尧祸向湘，我逃往北平，日本向我提二十一条，人心惶惶，怕要做亡国奴；
“民国五年，我五岁，袁世凯称帝，云南独立，全国大乱；
“民国六年，我六岁，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起义，打进北京；
“民国七年，我七岁，广州开非常会议，中国实行分裂；
“民国八年，我八岁，五四运动起；
“民国九年，我九岁，奉直战争，湖南自治；
“民国十年，我十岁，四川刘湘自治，湘鄂战争；
“民国十一年，奉军入关，直奉二次战争；
“民国十二年，我十二岁，曹锟贿选成功，天下讨曹，国事更糟；
“民国十三年，我十三岁，苏浙内战，直奉三次战争；
“民国十四年，我十四岁，奉军南下苏皖，苏浙又内战，孙传芳复向奉军开战。”
“民国三十四年，我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抗战胜利，我卖掉我的衣服行囊，预备将卖得的钱作川资，赶回北平，去见我十一年不见的老娘。”
……
从这篇《三十六岁》中的主人公的遭遇来看，民国成立后，就没太平过，到处兵荒马乱，社会秩序失控，百姓四处逃亡，受尽磨难。
人生第一不幸，是生逢乱世。
我的祖父母也生于民国元年。
清末民初，每一个人都被朝代更迭的狂流卷起，抛向战乱的礁石，每一天都在兵燹和饥饿中幸存，活下去是最高目标，也是最大的难题。祖父母的脸上怎么会有笑容呢？
为了活命，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祖父母拉家带口闯关东，以为在那片黑色的土地上能吃饱。但闯关东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历经九死一生之后能够衣锦还乡，更多的闯关东者在背井离乡之后，依旧走投无路。
“窑南坡，小孩多，拾石头，盖鳖窝，前头盖，后头卖，卖俩钱，去出外，出外回来披麻袋。”这个顺口溜正是祖父母闯关东的写照，他们在东北漂泊数年之后，又返乡了，鹑衣百结地踏上家乡的土地，他们笑不出来。
在没有节育措施的年代，祖父母生了六子一女，他们一辈子做牛做马，拉犁种地之余，还要去山里背石头给六个儿子盖房子。祖父在山里抠出一个石头窝子，农闲时就领着儿子们去抠石头。祖母去送饭，俯身看到石头窝子里面，几个蝼蚁似的小人在深渊里蠕动，绝望击中了这个七个孩子的妈妈，回家后趴在炕上大哭。
辛酸是那个年代唯一的滋味。
祖母半辈子都在生孩子，祖父在盖房子，排行第二的父亲早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父亲没有童年。
一个九口之家，每天一睁眼就是温饱问题，这样的日子，谁能笑得出来？
不笑的人，经历过唯有他们自己知道的黑暗。虽然后来生活好了，但他们仍然不笑，因为苦难的烙印太深，沉淀为他们整个的人生底色。
祖父母活着的年代与我重合不到十年，他们生前没有给我讲民国初年的情形。那么上世纪初，这片多难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是怎样生存的？他们的衣食住行，是何种状况？肯定不会是《红楼梦》里“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来茯苓霜”的精致，也肯定不会是《水浒传》里的“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豪迈。吾学也浅，我所知道的写清末民初底层生活的文学作品，有鲁迅的《孔乙己》《祥林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有《新凤霞回忆录》以及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等。
从这些作品中，我发现，那时的人，都不笑。
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祥林嫂，“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
比如赛珍珠笔下的清末民初农民王龙娶的新妇：”她的嘴也有点大，就像她脸上的一条深长的伤口。她细小而又黯淡的两眼透出一股婉约的凄凉。这是一幅惯于沉默的面容。”
新凤霞生于1927年，她童年记忆里的人们是这样的：“他们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中华遗产》杂志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策划了一期专题：《那时人们那时国》。通过摄影家刘香成的摄影集《壹玖壹壹》中的部分图片，为读者还原了那时中国底层的生存状况。
这些照片让我非常震惊，祖辈曾经遭受的苦难，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命贱如蚁，生不如死”这些词，都是真的。
《那时人们那时国》最早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860年。三名妇女坐在路边缝补衣裳，一个精瘦的男孩裸着上身，半张了嘴，看着镜头。
一幅拍摄于1872年的照片上，一些船工正蹲在船上吃早饭，人人手里一双竹筷，一个白色的大碗，碗是空的。船工们多为青壮年，但脸上是木然与苍老。这是一些苦力的脸。这些沟壑深重的脸，挂着下巴，没有笑影儿，都像顶着烈日似的眉头深锁。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仿佛被遗传和继承了的悲苦，与其对视，如芒刺在背。
被奴役、被压迫、被蹂躏、被践踏，是人们最鲜明、最真切的表情。
《中华遗产》的编者在文中说：“为什么那时人们的眼神如此黯然空洞？在人们脸上，为什么写满了茫然？有人告诉我，因为穷。”穷到什么程度呢？
1872年从美国来到中国传教30年的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气质》里写了一位老妇人，人们看到她痛苦地挪动脚步，缓慢行走。原来她是打算死在离家族墓地更近一些的地方，这样就不用付钱给抬棺材的人了。
穷的背后是什么？是战乱与恶政。战乱，使人命如蚁；恶政，使命运无常；极端的长期的贫穷与苦难让无以计数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笑容。
笑容，从中国人脸上消失了一百多年。
笑，是检验一个人心理健康程度的指标之一，也是检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幸福指数之一。
我想，20世纪的中国人，第一次大笑应该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国民情绪空前激昂，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都听到了久违的笑声。尤其是重庆、武汉、上海，这些被轰炸最厉害的城市的人们喜极而泣，彻夜狂欢，金宇澄在其长篇小说《繁花》中写到，全国放假三天，霞飞路歌吹为风，粉汗为雨，二战同盟国的人都上街庆祝胜利，上海一夜之间出现很多空洋房，人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放唱片，喝洋酒，在花园里载歌载舞……
但笑声很短暂，随后，解放战争拉开大幕。
第二次大笑应该是1949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国典礼上，伴随着礼炮声声，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顿时，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睽隔三年的笑容又回到了中国人脸上，每一张笑脸都写满了对新中国的祝福和憧憬。
第三次大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人人脸上都是明媚的笑容，更有一批喜剧电影推波助澜，《花好月圆》《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锦上添花》《锅碗瓢盆交响曲》《喜盈门》等等。电影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传达着欢乐与希望。笑声最响亮的当属农民，当时乡下都是露天电影，那些个春风浩荡的晚上，一幅幅白色银幕前，一村村的人在星光下齐声开怀大笑，那是时代的笑声，在吃饱穿暖之后，发自肺腑的幸福释放。笑声的背后，是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2017年，“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出，其中有一面万众笑脸墙，孩子、老人，农民、工人……每张脸上，都是动人的笑容。这张笑脸墙改写了晚清民初，那些外国人镜头中记录的中国人的呆滞、木讷、愁苦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幸福、欢乐和满足。笑脸，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表情。
2019年的秋天，我在威海环海路散步，天蓝云白，海不扬波，正是节日，人们在银白色的沙滩上或闲坐，或散步，孩子们在堆沙堡，挖沙坑，海风轻轻吹。有人用小铜号在吹奏《童话》，不是乞讨，只为抒情。一对母子在吹泡泡，气球大的泡泡泛着一道道彩虹似的光，在太阳照耀的大海边冉冉的飘。
阳光，沙滩，海浪，吹小铜号的男子，追泡泡的孩子，每个人都开心地笑着。那一刻，我真切的感受到一个词：盛世图景。那一刻，让我觉得人间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痛苦，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就像修拉的名画《大碗岛的星期日》。
获奖征文｜四大爷为什么不笑
这就是太平盛世的样子。纵观中国历史，哪朝哪代的平民百姓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闲自在，不用日日劳作，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沙滩上躺着看海。乱世幸福，是小概率，盛世平安，是大概率。然生逢盛世，几百年才有一次，何其幸矣。
秋天，在海边，看着人们的笑脸，我忍不住想由衷地赞美生活，讴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