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老太太去台湾了！”一个平常的下午，朋友打来的报料电话把我惊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这个老太太，十年前，我曾去采访过。她住在石马街，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整日守着一部电话，这电话只等一个人的铃声——她丈夫。她丈夫在台湾，两人新婚十八天就分别了，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有六十年没见到丈夫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二十三岁的她与二十一岁的表弟结婚。他们小时候，双方父母就给他们订了亲。结婚十八天后正是中秋节，新郎吃过早饭后，就出门了，他要去烟台。新郎婚前在烟台做账房先生，婚后打算投奔新娘在朝鲜做生意的舅父，中秋节这天去烟台辞去事务，收拾东西回家。谁知去了烟台之后，烟台就封锁了，只能进，不能出。后来新郎在南京做事的大哥将其带去南京，又在南京去了台湾。从此咫尺天涯，再不得见。     

　　    “我一定要去台湾找他。”采访中，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以至我马上想起“死不瞑目”这个词，以至我采访结束后多年都被这句话揪着。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实。

　　     她丈夫的确在台湾，也曾在去台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因为封锁，这封信走了半年，先是寄到朝鲜，又从朝鲜转到她手中。在信中，丈夫告诉她“回来遥遥无期，不要等我，你另寻幸福。”但她认为分别是暂时的，是战争造成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她找人代笔，给丈夫回了一封信，告诉他，她会等他，直到他回来，她认为丈夫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她一直没有收到丈夫的回信。她说，他走那天早上，还笑着对她说：“你在家，好好照顾老人，我去收拾收拾东西就回来。”

　　    新婚十八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在她四十岁时，村里组织妇女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竟仍是处子之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三通后，她丈夫与大陆的亲戚屡通音讯，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九十年代初，她为了丈夫，花了2000多元的积蓄安装了一部电话，把电话号码写在信中寄到台湾，天天守着电话，期待着台湾长途，然而，信，如泥牛入海，电话，从来没响过。

　　他对她这种铁铸般的死默，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要去台湾，要找到他，就问他一句话，她是不是他的发妻。

　　“见不着他，我闭不上眼。”她说。

　　    这无法实现。我想。

二

　　    老太太满脸皱纹，但面目可亲，没有丝毫我想象的怨妇神情。她始终微笑着向我回忆，即使说到断肠处也不落泪，真是坚贞。她家摆设简陋，连电视也没有，卧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木制相框，每个相框里面都是同一个人的同一张相片，她丈夫的。这张照片是丈夫寄给石马街的亲戚的，她要了来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五官端正，带着黑框眼镜，微胖的，没有笑意。

　　    建国后，大嫂、二嫂相继改嫁，婆婆妈妈也都劝过她。她本可以生儿育女，过上热气腾腾的红火日子，儿孙绕膝，怡养天年。但她不，只是等。

　　    石马街是这县城中一条古老的街，凡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多数是县城的原住民。石马街没有马，有一排国槐树，开淡绿色的小花，一边开，一边落，使八月的石马街仿佛总是下着零星小雪。有一个终年咳嗽的老汉，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永远一个人，双手握拳，举在下颌，仿佛戴枷而行，咳嗽着走在街头，西天的太阳被他的咳嗽一声一声震下去。

　　石马街还有一户人家，常播放大悲咒，那招魂似的声音使这里成为一个形散神不散的大千世界。

　　石马街是一条带发修行的街吗？

　　那纶音佛语一响起，我便叹想，人生何世，为什么这样的缥缈。那老汉，那放大悲咒的人，那老太太如果还在，快九十了吧？ 她有没有等来电话？有没有去台湾？她还活着吗？

三

　　    就在我替老太太感到绝望的时候，没想到她夙愿得偿，居然真的去了台湾。

　　    我为她热泪盈眶，同时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重大社会新闻！这真是一个让人飙泪的喜剧！

　　    我的脑中立刻出现无穷的问号：

　　    她还活着？！

　　    她丈夫也活着？

　　    她怎么去的？她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又是风烛残年。

　　    她丈夫成家了没有？

　　    为什么不与她通音讯？

　　    一切都有答案了吗？

　　    她简直是一个传奇。

　　    于是十年后，我再次来到她家。门开了，一张慈悲的脸马上与十年前我的记忆重合，只是她的笑容深了。

　　    她已经不记得我，但听说我的来意后，马上扯着我的手，叫我：“丛姑娘。”一刹那我觉得仿佛穿上古装，进入了三言二拍。

　　    说起台湾之行，她幸福、喜悦，说：“我从地狱里走出来了”。

四

　　    原来，年过八旬之后，她感到去日无多，更因病痛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而开始绝望，常对照顾她的邻居说：“死了吧！死了吧！活着干什么呢！”谁知绝处逢生，在她八十七岁这年，一位陌生的好心女士帮她圆了梦想，资助并陪同她飞往台北。

　　    幸运的是，他还活着。她找到他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从未再娶，一直单身。在台北市北投区，两个年近九旬的老人重逢。分别了一个甲子，夫妻二人没有惊呼，没有痛哭，一个愕然，一个微笑轻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我来看你了。”她叫得那么自然、亲密，一如六十多年前。

　　    她微笑着，说：“我是于忠秀，你的妻子，这些年我都想见到你，我想你呀！”她坐向沙发，就像那是她家的沙发。

　　    他拍拍她的胳膊，说：“没事你走吧，我要吃饭了。”

　　    她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说：“我和你一起吃。”

　　    从1947年中秋节的早晨，与丈夫分别，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从早饭到午饭的时间，竟是六十多年。

　　    她选择性地告诉我，他们见面的情形，隐去了他的绝情话。包括他说：“我不认识你。”包括谈起父母和家乡时，他说：“我没有父母，没有家。”

　　    这些，她没有说，她只是认真地用她的左手和右手，不止一次地向我还原那个他轻轻拍她胳膊的动作。那个动作，也许是他们结婚后六十多年来唯一的一次肢体接触吧。

　　    我问：“你哭了吗？”

　　    她说：“没哭，我笑着。”

　　    “他那个家脏的，乱的，一看就是一个人……”向我说起丈夫的孤苦时，她终于下泪。

　　    采访结束时，老太太问我：“你说怪不怪，怎么他也是一个人呢？”

　　    我想了想，说：“他心里有你，记着你。”

　　    她含笑点头，竟有些羞意。

　　    一个没有再娶，一个没有再嫁，这使她百感交集，觉得脸上有光，同时又给她带来希望。她一直活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幻象之中。她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悲剧，也许不是战争的悲剧，是爱与不爱的悲剧。她不愿意承认，也许他从没爱过她，而她爱他，心里只有他。她不能理解，同是形影相吊，他的痛苦其实比她更为深重，天涯沦落，家业荒芜，无力衣锦还乡，他早已万念俱灰。于是六十年前，她自喜郎君如意，他无奈奉命成婚；六十年中，她心心念念，他无影无踪；六十年后，她跋山涉水，他拒之千里。

　　    从台湾回来后，邻居都以为她了却心愿，身体和精神会垮了，商量把她送敬老院，但她仿佛活回来了，一扫沉沉暮气，变得神采飞扬，说：“我不去敬老院，我要在家等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