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文革”时期，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人们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电影。不过那时看电影也不经常，特别是在农村，得个月二十天才能看一回。

记得1972年春季的一天傍晚，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正在离村二里多路的西山口栽地瓜，忽然听见一位过路的人说晚上村里有电影，演的是《洪湖赤卫队》。干了一天活，累得精疲力竭的人们一听有电影顿时来了精神。大伙都要求队长早些收工回家吃完饭好看电影。

队长40多岁，外号“犟眼子”，他也喜欢看电影，便说：“行，今天早些收工，不过得把剩下的地瓜芽子栽上！”

大家一听，傻了，还有3000多棵芽子，能栽一亩地，那得什么时间？可是谁也不敢出　声，因为队长是个火爆脾气的人，没人敢惹他。

为了把剩下的地瓜芽子栽上，那些急于看电影的年轻人，来了个“速成式”，“嗖、嗖”的，没用半个钟头就把3000多棵地瓜芽子栽完了。

队长“犟眼子”心里奇怪，怎么栽得这么快，他不放心，便逐垄地察看。原来这些小青年光把地瓜芽子捅在垄上，没有浇水。

“犟眼子”队长一下火了，他说：“你们这不是瞎胡闹吗？栽地瓜不浇水，那芽子能活吗？快，去挑水另栽！” “犟眼子”队长一垄一垄地将栽上的芽子全拔了出来。

人们不得不挑着水桶去山脚下的平塘挑水。平塘离栽地瓜处有一里多路，等人们把水挑上来，重新栽地瓜，天已经黑黑的了。

地瓜栽完了，可是人们不敢走，因为“犟眼子”队长还在检查栽的“质量”。

人们的心早说飞到村里去了。

当队长说了声“走吧！”，人们像离弦的箭，飞也似地下了山。

尽管这样，看电影还是晚了，我们走到村头就听到演电影的声音。

我回到家里，没顾得吃饭，把水桶丢在院子就往大队院里跑。

那时，我们村演电影是在大队院子里。当我走进大院门口，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我用力向院子里挤，等挤到中间，电影已经演了一个片子。

尽管《洪湖赤卫队》我没看全，有些遗憾，但毕竟看了一回电影，心情还是挺满足的。

那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们几个青年社员在村头往西沟推粪。有位从县城回来的人说今晚县里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早就听说《卖花姑娘》特别好看，不过乡下一半时是看不到的，大伙一商量决定到县城去看电影。

我们村离县城40多里路，而且山路不好走。就是骑自行车也得两个小时。为了看《卖花姑娘》，我们不怕天黑路远、道难走。大伙回家拿了点凉干粮就走。

那年月，农村有自行车的户很少，五个人才借了两辆自行车，就是一辆带一人还有一人没有车。

我们又跑着去借，可是跑了十几家也没有借到车子。

正在大家急得团团转，其中有位叫大壮的青年说：“不借了，我带两个，后座一个，大梁上一个。”

年轻人火气旺，就这样，我们5个人骑着两辆自行车上路了。

一路上，我们的车子像飞一样，不管上坡下坡，过沟趟河都没下车。

到了县城我们身上的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头上的汗像下雨似地往下淌。

下了自行车我们直赴职工俱乐部（当时县城无电影院），俱乐部的人说在人民剧场演电影，我们又骑上车子往人民剧场跑，那知剧场售票口的小门紧闭，票早卖完了。我们5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顿时没有了力气，几乎瘫倒在剧场门口。

尽管这样，我们还不想离开，大家在剧场门口呆着，幻想有人退票，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人退票。

正在大伙说要回去时，大壮有了主意，他凑到剧场看门的人面前，哀求说：“大哥，我们跑了40多里来想看《卖花姑娘》，可是来晚了，没买上票，你是好人，就放我们几个进去看一会儿吧！”

看门的瞪了大壮一眼，嘴里“嘣”出两个字“不行！”

大壮吃了闭门羹，大家都感到扫兴，刚准备骑车往回走，李援朝说：“别急，我去试试！”

李援朝到旁边小商店买一盒“大前门”烟，走到剧场门口，偷偷地把烟塞进看大门的口袋里。

看大门的一句话没说，手一挥，我们5个进了剧场，电影已经演了一半。

尽管我们只看了半部片，但大家还是挺开心的，一路上不停地议论卖花姑娘。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已经快半夜了。

第二天，我们在队上自豪地对其他社员说：“我们看到《卖花姑娘》了！”

人们都感到惊讶和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