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把椅子：天然的紫黑色，无油漆装饰；有靠背有扶手的那种，方正的靠背，方正的坐面，方正的四腿站位，不偏不倚；靠背，后仰角度约15度；两边圆圆的扶手向外，呈外弧型，分别由两个立柱托起，左右同靠背相接；脚下高低两个横档，给落坐的人，提供不同的踩踏位置；属榫卯结构，椅子各边角连接处，分别有一祥云铜鼓镶嵌；结构比例合理，设计线条简洁明了，做工精制；靠背中央一个八寸的方框内，浮雕着牡丹图，清晰自然，美丽壮观，落落大方，见过那把椅子的人，都说它好！
椅子的木质很特别，好多人说不准它是什么木材做的。不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父亲的一位木匠老师，专程来我们家看过，人家说不是紫檀，也不是红木，更不是黄花梨，可能是核桃秋的.所以,
后来有人再问，我父亲就告诉人家是核桃秋的。
这把椅子的具体年代，很难说准确，不过，是我曾祖父的父亲传下来的确信无疑。1948年我曾祖父去世时84岁，由此推断他出生于，清朝同治3年的1864年，就此认定这个物件近150年。
听我祖母说过，我曾祖父亲口告诉她，椅子的来历：清顺治年间，我曾祖父的父亲和他的四个哥哥经营的家业，发展到鼎盛时期，祖上传下来的小油坊，规模不断扩大。家里常年顾着20多个伙计干活，养着八匹骡子八匹马，生产的花生油，豆油，运到张家埠装船，走水路销往南方，白花花的银子直往家拉，就是那时期，从南方一次购买了许多好家具，其中包括24把那样的椅子。
椅子进家后，分别放在徐氏祠堂八把，客厅十六把，可以说这是我们家祖上的标志性物件。
我曾祖父的父亲，是个有心计的人，决心拱出个读书人，求取功名，光宗耀祖！曾祖父的父亲在他六岁时，家里便请来私塾先生，对他专门授课，就在徐家祠堂坐着那时的椅子，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清光绪七年的1882年，他十八岁考中秀才，以后多次应试落榜，直到二十八岁回乡，成为一个教书先生，所以，曾祖父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徐五先生。他试图以教育救国来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国运连着家运，1895年，清北洋水师在威海刘公岛的全军覆灭，给我们祖上带来巨大的灾难。我曾祖父的四哥在刘公岛大东沟之战中，为国捐躯，身葬大海，我曾祖父和家里的人，抬着椅子到威海抬回他四哥的灵位。在祠堂面对祖宗，我曾祖父写下《泱泱华夏，千古国耻》的名篇，在当时的上海《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的草稿，我祖母曾经看过，可惜，后来在战乱中遗失。从此，曾祖父的父亲一病不起，家业更无法管理，几个哥哥都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油坊就此一蹶不振。
后来，我曾祖父因生活所迫，到大连与亲外甥（比他还大两岁的外甥）承包了日本人与清政府合资的一个大工程，我曾祖父为帐房先生，他外甥是工头。谁知工程完工后，他外甥勾结官员，私自把工程款取走，逃之夭夭，干活的穷苦力们把我曾祖父拖去见官，结果关进大狱，历时三年。1910年，宣统二年，曾祖父出狱，家业已近低谷。老父亲去世后，他分得的那份家业也寥寥无几，为此，他一边教书，一边为人家看看阴阳宅。曾祖父就是坐着祖上椅子，剪去代表大清统治的辫子；发出一介书生的感叹：国破家亡啊！
这样的椅子，到我祖父弟兄四个分家时，一家只分一把，到60年代，我们家族的这批椅子，只剩下我祖母保存的这一把，其余大多因灾荒年，卖了几块钱，买粮糊口了，或被损坏后，当做灶底的柴草烧掉。
我祖母是个大家闺秀，读书明理，深得我曾祖父的赏识，她接过曾祖父的教鞭。祖母28岁嫁给我爷爷的，那是1930年，她是见证我们家这把椅子的有力证人。1941年9月，我父亲刚出生一个月，祖母抱着父亲，坐在这把椅子上喂奶，俺村北山上枪声四起，两个小时后，村长到俺家说：“北山上打日本牺牲了十几个战士，组织上看上了你们家河西头那棵大秋树，要给他们做棺材，你看怎么样？”我祖母在我爷爷不在场的情况下，一口答应：“给。”并当场签上自己的名字，要知道，那确是为我祖父祖母，将来做寿材准备的一棵大秋树。
祖母曾坐着这把椅子为无数学生批改过作业，给孩子们讲过《杨家将》忠烈满门、《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她本人倡导：国家的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个人的事，每一件大事都是小事。后来，我大伯伯，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我大爷家，两个伯伯，一个姑姑，都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家曾寄养过一位荣誉军人——18岁的新四军小战士。此人左大腿截肢，右脚残缺不能行走，常坐在我们家那把椅子上，养伤两年，后因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不得不转移到外地，临别时，他拉着我祖母的手说：“老妈妈，你家的这把椅子我没坐够啊！”我祖母含着泪说：“等国家太平啦，你再回来，这把椅子我给你留着！”可是分别后再也没有音信。我祖母曾坐在那把椅子上做过无数双军鞋，被称为支前模范，曾经到当时的昆嵛县马山区戴过大红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那把椅子，也风光了好几回！驻防在小罗顶部队的赵连长，来我们村军管，赠给俺村一个半身毛主席石膏塑像，每逢村里、公社举办什么活动，就在我们家的椅子上铺一床台布，抬着毛主席塑像到处游行，最远到过文城。
也就是这把椅子，曾给我们家带来一次灾难。当时我们村工作组组长——王子英，看好我们家那把椅子，硬想占为己有，我祖母和我父亲不答应，他们就想出鬼招，村里开大会，他们把我们家的那把椅子拿到会场，把我祖母和我父亲也带去，说我们家那把椅子是四旧，说我祖母是四书五经的老顽固，说我父亲是孔老二的后腿子，叫我祖母和我父亲，轮流站在椅子上向革命群众认错。我祖母和我父亲据理力争，王子英指挥他手下的几个打手，要上前砸烂那把椅子。祖母上前高声斥责：“你们谁敢，问问在坐的贫下中农，谁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塑像坐过的椅子，谁敢动它，我就到北京毛主席那告他！”说完一个个都傻眼了，我祖母叫我父亲扛着椅子扬长而去。
第二天，我妈妈出门挑水，看到我家门上、墙上贴满了谩骂我祖母和我父亲的大字报，祖母知道他们不能把她个老婆子怎么样，可知道他们一定不会饶过父亲，叫我父亲出去躲躲。第二天，祖母踩着那把椅子，从箱子顶上纸盒里取出姑姑寄给她的50元钱，交给父亲趁着夜色逃走了。父亲跑到新疆，没吃没住，只过了4个月就撑不下去了，后来还是我大姑寄去的路费我父亲才回来。
进入90年代，我家的面貌同全国人民一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盖了四间大瓦房，还买了一辆拖拉机，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吃不愁穿不愁，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祖母说:"我终于赶上好社会啦."
1992年春天,我祖母坐着那把椅子抱着我的儿子，我父母分别站在左右，我和我爱人站在后边照了一张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