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刚近六十的老疤，身体明显不如以前啦，黝黑、干巴、消瘦的脸上，道道纵横交错的褶子，又加深了两倍，每走几步，便气喘吁吁。三级的风，能刮得他摇摇晃晃站不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看上去他七十岁也多。一米六零的身躯，日日衰弱，弯腰驼背，衣衫褴褛，体重不足百斤。唯有不变的是他左前额，那块大疤，筷子粗，两寸多长，紧绷绷的，如人字一撇。村里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疤，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也不温不火，或许刚开始叫他老疤，他也别扭，时间长了就习惯啦。谁让他是村上辈分最小的人，脸上又确实有块疤哪！
老疤家在村东，村里人叫那儿柳树行子。门前一条小河，河边有十几棵一抱来粗、奇形怪状的柳树，有的像弯弓，有的像飞龙，有的像扶手，最特别的一棵像独木桥，横跨小河两岸，却枝繁叶茂，每到雨季来临，河水暴涨，就有人踩着树干到达对岸。
老疤家正房三间，早就塌了。多年以前，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咔嚓”一个炸雷，穿透他家房顶，斩断房梁，房屋坍塌，压死他七岁的妹妹和五岁弟弟，他母亲命大，只折断一条右腿，从此，她母亲一瘸一拐，疯疯癫癫地，住进一间门屋子里，到死也没见到在外谋生的丈夫和大儿子，也就是老疤的父亲和老疤。
老疤十五岁，跟他父亲到大连，码头上干装卸。后来，又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许多地方。1949年，回老家时，孤身一人，已三十三岁啦，住进他母亲住过的那间破烂不堪的门屋子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连个媳妇没娶上。老疤说他在东北有过媳妇，是个很漂亮的女人，还给他生个儿子，后来在战乱中失踪了，老疤找寻几年，杳无音信，才回到老家的。本想回家为母亲养老送终，可他进家时，母亲已断了气，儿子看到母亲，母亲再也看不到儿子啦，为此，老疤伤透了心。
生产队集体评工分，老疤评个9分，理由是他体质弱小，推不动独轮车，下地不会扶犁耕地，上场不能扬粮晒场，老疤没言语。
老疤常对人说：“1931年春天，俺15岁，跟父亲外出干活，一年后，父亲因劳累过度，染病去世，有位姓马的大哥，比我大两岁，号召大家凑钱给买的棺材，把俺父亲下了葬。
俺跟马大哥到长春，一家榨油厂扛豆饼，50斤一块，开始俺只能扛一块，18岁那年，就能扛到六块，300斤呢！那是个日本人开的工厂，力气活全是中国人干，管事的都是日本人。一个叫山野静二的家伙，心如毒蛇，对待中国人，非打即骂，在那里干活的人，都受过他的欺负！俺亲眼看见他打死两个中国人。一次，他一脚踢倒个年迈的老人，俺肺都气炸啦！上前扶起老人，火冒三丈地骂他一句：“狗日的，小日本，不得好死！”他拔出战刀朝我砍来，马大哥眼急手快，拉我一把，日本人的大刀划过我额头，鲜血直流，我上去和他拼命！马大哥把我拦住说：“你不要命啦！”马大哥会日语，和山野静二‘叽里咕噜’好一阵子，俺才保住一条命，只是留下这个大疤。”说到这里老疤声泪俱下。
“马大哥把俺送到他家养伤，他父母都是中学教员，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中学在校学生，弟弟十七岁，妹妹十四岁……一个月后，俺伤愈后，非要回到那家榨油厂，马大哥问我：‘为什么？’我说：‘要报仇！’马大哥说：‘好！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过不要盲干，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不光报你的仇，还要报大家的仇，报中华民族的仇。’我从心里佩服马大哥有勇有谋，对马大哥说:‘俺听你的！’
机会终于来啦，一天，山野静二来到豆饼仓库，我们满腔怒火涌上心头！马大哥向我们使个眼色，他和我各扛六块大豆饼，一前一后向那家伙砸去，把他砸倒在地，其他四个工友也向他砸去，山野静二，当场一命呜呼！马大哥抽出他的手枪，和那把砍我的战刀，把战刀递给我。马大哥对大家说：“这里我们呆不住了，想活命的跟我走”。我们点燃仓库，杀死两个日本哨兵，击毙三名伪军，抢走两挺机枪，三只步枪，二百发子弹，抄小路钻进树林，后面的枪声四起，我们跑了大半夜，来到一条干枯的小桥下，把枪和子弹放到那儿。马大哥说：‘天亮有人来拿。’‘什么人？’马大哥说：‘你别问啦，以后我会告诉你。’”
跟着马大哥干了一年多，到火车站扛袋，灌醉管事的伪军小头头，拉走两车大米。到马场喂马，骑跑日本人两匹枣红大马。抬着棺材从城里到郊外出大殡，结果抬的些枪支弹药。我再次问马大哥：‘你是干什么的？’马大哥说：‘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我们的司令是赵尚志，你的名字我早给你报上去啦。’这是1934年11月1日，老疤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知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年后，马大哥升为抗联的一名营长，我就是他手下的一个排长，那年我19岁。1940年3月，马大哥已是团长，指挥我们打了几个大胜仗，战斗异常惨烈，队伍严重减员，只剩下百十号人，我们连只剩下23人，我是连长。一次，我们连被敌人重重包围，我带领大家勇敢地冲出日本鬼子的包围圈。队伍被打散，只剩下十几人，当我找到马大哥时，他已奄奄一息，身重数枪，多处重伤……他醒来嘱咐我找到他家，转告他父母说儿子没给他们丢脸！我痛苦地答应马大哥。”
老疤说：“我们的这支队伍打散后，几经周折，我才打听到马家下落，来到马家旧址，房屋已成瓦砾！我听说马家有个亲戚在大兴安岭九道沟，姓常，叫常玉槐。通过他，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马大哥的妹妹马晓莉，才得知她父母双双被日本人抓去，以反日分子处死，二哥下落不明，大哥不知去向。当得知他大哥牺牲的消息，马晓莉悲痛得昏死过去！在常家人的张落下，我和马大哥的小妹马晓莉成了亲，两年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顺顺，顺顺未满周岁的一天，孩子他二舅，马晓莉的二哥找到这里，谁知她二哥当了汉奸，他知道我是抗联的人，硬要把我献给日本人，邀功请赏！我逃出九道沟，到一个偏僻的采石场打石头，一干就是两年。以后，日本战败，我找遍东三省，也没找到我女人和我儿子。”
老疤回到老家后，不断地重复着讲他的经历：走到哪里讲到哪里，白天地里干活时讲，晚上生产队记工时讲，对男女老少都讲，对过路的人讲，对走亲戚的人讲。开始讲的时候，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村里的小孩子，都能背下来老疤的话：“1931年春天，俺15岁……
谁也数不清老疤讲了多少遍他的故事，渐渐地人们开始反感老疤的讲演，怀疑他的故事不真实！怀疑他是假共产党员？老疤一怒之下，跑到公社十几次，找人说理，却无有定断。可是老疤照常在讲：“1931年春天，俺15岁……”
老疤的工分也因讲故事而不断下降：从9分降到8分，再由8分降到现在的5分。老疤还继续讲：“1931年春天，俺15岁……”
老疤由集体大帮混，干田间地头的活，转到饲养室收拾牲畜粪便，生产队长嫌他只讲故事不干活，还影响别人干活。老疤甚至在饲养室对着牲口讲：“1931年春天，俺15岁……”饲养员老根头证实却实如此。
老疤是个实在人，如果早晨不出工，他记工时主动扣去一分，从没占过生产队一丁点便宜。村里每年给他的救济款，他也不要。有一年，他拿了二十元的救济款，送给一个智障人，结果智障人赶集钱丢了，村里人说彪子（傻子）遇到彪子（傻子）了。
1975年秋的一天，老疤蹲在他家门前那块青石板上，给一群小孩子讲：“1931年春天，俺15岁……”村里浩浩荡荡来了野营训练的部队，孩子们的目光转向威武的军队，老疤却没发觉，眼前只剩下一个孩子在听，正当老疤讲到他父亲死去，泪流满面时，队伍里走出一老一少两个军人，老的五十开外，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显然是位首长。小的二十出头，战士装束。
老军人和小战士，来到老疤面前，端详他足有一分钟，老疤却没发觉。
老军人对着老疤喊了声：“连长！”老疤神情恍惚，愣愣地看着来人。
老军人摘下军帽说：“连长，连长，你还活着，我是小陈啊，通讯员小陈啊！”
战士补充到：“老大爷，这是我们陈师长。”
老疤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不是做梦吧，我不是做梦吧……”老疤和陈师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很长时间。
队伍在不停地行进，老疤和他的老战友，简单说明了他们彼此分手后的经历，陈师长了解到老连长的现状，非常难过！命令警卫员，提来一袋大米和一袋白面给老人，并交代记在他的帐上，正规地行个军礼，挥手上了吉普车，向队伍追去。
三个月后，一辆吉普车接走老疤。
1995年9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已79岁的老疤身着军装，以市里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代表出现在，“滨海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的主席台上，人们才知道他叫徐国长，1933年在东北参加抗日联军，目前居住在省军区干休所。
会后老人在家人和市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新落成的“滨海市抗日战争纪念馆”。那里有他捐献的一件文物：一把日本战刀，就是给徐国长留下终生伤疤的那把战刀。
老疤的妻子和儿子是在一年前找到的。1944年妻儿与他分别后，她们母子被孩子他二舅接到长春，并给他妻子找个汉奸小队长做妾，老疤妻子死活不从。
日本投降后，老疤的二舅子，摇身一变，成为打入敌人内部的抗日英雄，坐上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宝座。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老疤的妻儿也随他二哥辗转去往台湾。
到台湾后，不到一年，老疤的二舅子染病死了。老疤的妻子给人家做佣人，把儿子顺顺供到大学毕业，又到美国读到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台湾一所大学，任经济系教授。他们这次回大陆感到很愉快！老疤的儿子告诉记者说：“母亲这次就不回台湾啦，她愿在有生之年，多陪陪父亲。我回台湾后，一定大力宣传大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联系台湾经济界及其他各行各业爱好和平的人士，多同大陆交流、合作，增加相互了解、取得相互信任，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
老疤一家三代，乘坐市政府的两辆轿车，回到他们的祖居地。老疤为村小学校捐款2万元，他儿子为村里修路，捐款10万元。他们祭拜了老疤母亲的坟墓，在他们老屋的残垣断壁前，留下全家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