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全伦两部中篇新作评析 ——唐燎原
今年新年伊始，我市作家陈全伦共计约1 0 万字的两部中篇《磨坊》和《油坊》，在《十月》杂志新开设的主打栏目“小说新干线”上，被配以短评集束推出。这对于我市的小说创作来说，无疑算得上一件新闻，因为《十月》作为当今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它代表着衡定一部作品能否进入当代重要写作的基本尺度和标高。
近年来，陈全伦一直以埋头发愤的姿态，致力于文学创作。从1 9 9 9 年起，先后出版了4 6 万字的散文集《昆嵛山人家》和3 1 万字的中篇小说集《土枪王》。但在目下书籍出版的门槛日渐降低的情况下，他在创作上量的丰厚便需要一个质的标高来说明。如果我们把此前的两部作品集与这两个中篇加以比较，便会看到他在逐步的写作推进中，突然加速冲刺的清晰轨迹。作为散文集的《昆嵛山人家》，其主体无一不是作者日常生活和外出的公务行旅中沿途经见的写实，在时间元素上体现为现在时态。其后的《土枪王》中诸如《村野》和《重重的山路》等小说，则是含有作者自身影像的一个中学毕业生，初入生产队生活的记忆，时间场景是上世纪的7 0 年代。而《磨坊》和《油坊》的时空场景，则设置在以文登县城为原型的清朝末年。这也就是说，这三个阶段的写作在时空距离上表现为时间场景的依次前移；在写作形态上表现为从写实到半虚构再到纯虚构。是的，如果不是虚构，关于一百年前一个小县城各色人等的生活细节，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而虚构，正是小说创作的本质，是作者以切实的社会生活性状为前提，依据自己的理解和理想，对于生活本质的再现。而当一个写作者站在现在时态中，力图还原一段自己不曾亲历的社会生活场景，并于其中追述一种精神脉动时，他所必须领有的史志资料，他对古老的民间乡风习俗的准确把握，他建立在自己人生阅历上对这些资料碎片的溶解力和整合力，都构成了一种写作难度的压迫。而这样的写作，一般而言只能是中年性的写作，是靠作者宏富的人生感知力和艺术感知力来推进演绎的写作。当陈全伦在潜意识中进入这一领域时，便意味着他在蓄之已久的写作演练中，一次强力的高标冲刺。
《磨坊》所讲述的，是女磨坊主水道婆，及儿子小舜、管家老井台、县城里的石材加工业主伍老大等，围绕着磨坊这一主体场景，在清末辛亥革命的隐约背景中家道命运的沉浮史。《油坊》同样是一个有关人生命运的故事。故事的情节在其中的主要人物：以文德修为为本的外弱内刚的新任知县、致力于县志修撰的乡绅鞠先生、粗豪放浪的鞠先生之子油坊主、工于诗乐的江湖匪首红兜女，以及奸邪商人染坊主、市井中的屑小无赖之间展开，最终在迎击屡屡于海疆犯边滋事的倭寇时，改变了矛盾方向。
我们在这两个故事中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有关人性、生存与时代关系的综合考察和揭示。这其中的各色人物，原本都有自己既定的人生轨迹。即如水道婆的这样的女业主，在打理着自己一份殷实安稳的家业时，虽然也暗恋着伍老大，并时而给身边的老井台喂几嘴情欲零食的情感波澜，但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变故，她将按照一种常态的轨迹延续自己的人生。但辛亥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人偶然性地躲进磨坊避祸及其最终的被捕杀，却导致了与她相关的一系列变故。首先是她的儿子小舜对官府报复性地投毒，继而是她自己的坐牢，并导致了平日窝囊的老井台在关键时刻为女主人的慷慨替罪，再接着是水道婆与老井台的尸体成亲……平民百姓的庸常人生，遂在这样的因果链条上相继退去蒙昧的灰色，演进为彼此肝胆的生死相照，更激变为对官府世道的夺命复仇的血液长啸。这就如同《油坊》中的各等杂色人物，因着倭寇的一再犯边滋事，最终不顾来自朝廷的抑制而自行下手，于快意恩仇中生命深处血性胆气的哗然一现。
这便是作者所追述的，隐匿于时空中这方地域的精神脉动，并由此而使作品转动出一种响亮的血性震憾。然而，如若作品的主旨仅限于此，那么，它便难免陷入对诸多同类小说的类型化复述。而事实上，作品并未以此为惟一目的，并且是在相反方向上，将它作为一个重要元素，溶解在更为丰富的民间社会生活场景中。那么舍此而外，这两部作品又能在什么意义上显示它的特殊存在呢？
这便是小说标题出示给我们的“磨坊”和“油坊”这两个场景符号。如果稍微探究一下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两个场景都具有“手工作坊”这同一性质。而手工作坊，正是与清朝末年一个僻远县城相匹配的初级商品经济的象征。这样，环绕着它所展开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生活场景，便必然由商品经济这一特殊网络来交织。两部小说正是在这样的点位上，获得了它们不可被其它作品替代的价值。
如果人们对历史的好奇是一个普遍的心理事实，那么，对于既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却又与紧相毗邻的威海卫在英租时期的商业繁荣处于大致相同时间区段的这个边鄙县城，它当年的社会经济生活又是一个什么形态，它是否显性或隐性地接受过威海卫商业气息的折射? 它今天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当时又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 尤其是当我们把它视作胶东沿海广大区域的一个代表性符号时，它所给出的信息，实际上便具有了清末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区域类型标本意义。而这一点，又是此前的其它所有文学作品所不曾给出的。
是的，我们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清朝末年一个古老县城陌生而新异的社会生活全景。它由“召文台”所象征的传统文明熏染中的古香古色，它作为边鄙之地的民风的粗朴与犷悍，它在近代商业元素的进入中，与即有生活秩序发生的冲突与变异……这一切，都强化着一种特异的社会历史信息。
而这其中的细部刻画——作为传统诗书教化象征的县城仁和坊内：学宫、文昌阁、崇宗祠、莲花院、香岩寺……以及关帝庙前的参天银杏和城楼上晨钟暮鼓的古雅。作为世俗市井生活象征的鸭湾街上：卖驴肉包子、烀猪头下货、剃头钉鞋、挖鸡眼治痔疮、占卜看相卖狗皮膏药等等，摊铺人声的鼎沸嚣闹。作为传奇人物象征的伍老大，带领十数名精壮后生以木架杠棒从三十里外的采石场，将庞大的石碾一步步赶回县城时，倾动半城市民观看喝彩的凛凛威风。尤其是作为手工业象征的水道磨坊的经营运作方式：它作为城内的县衙、三合馆等大户的面粉定点加工业户占有的市场份额，它以诚信质量赢得的“水道记”面粉的品牌效应，它为扩大经营规模，在军营附近开设子磨坊，在闹市区设立面粉专卖店，进而由面粉加工延伸出的“水道记饺子王”饮食业……两部中篇就是在这样绵密精到的细部摹画中，徐徐展开了这个东部沿海小城类似于《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风俗长卷。特别是水道磨坊如此的商业经营运作方式和思路，很难不使人想到毗邻的威海卫初级现代商业理念对它的影响；从而更对一百年后，这个县城及周边区域在国家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率先启动，有了一个来龙去脉上的宏观察识。
在这样的场景中，如果我们再把前边所述的人物故事置放进去加以观照默想，便会在迢遥时光兴衰更替的沧桑感中，更体认到由彼到此贯通而来的，民间世俗生活不息脉动的温暖与亲切。
对于双脚已跨进2 1 世纪门槛的中国民众来说，磨坊之于他们并不陌生。它连结着他们可以无限上溯的祖辈们的日常生活，也连结着百姓们世世代代的生存悲欢。即使对于现今三十岁以上的人而言，他们的耳膜也仍能轻易反弹出石磨那沉实悠长的回响。
( 作者为《威海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