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大，皆存秩序。其推动、确立了事物向既定方向的演变发展，并最终在某一个时期达到某一重境界。从物理学而言，它是一种力的作用。就人类精神、民族文化来说，同样存在这种秩序。为了表述和理解的直接形象，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信息力、意识力，其一旦产生便不会消散。我认为，既然空气流动形成风，物体磨擦产生力，那么这种虚拟力量的产生当然需要流动磨擦而生，这就是文化带与文化代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必然力量推动着人类精神、民族文化的探索与发展、丰富与前行。
我所说的文化带是建立于空间概念，文化代则建立于时间概念。在每种文化的每个发展阶段，文化带所表现的状态均呈带状平面分布模式，具备包容、宽泛、萌芽的特质，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占据一个点格，共同使这个文化带无限扩展放大。但是，仅仅如此，并不能推动某一时期某一种文化的提升和崛起，进而作用于它所处的时代，这就需要文化代的适时出现，以时间的公正淘洗手段，对文化带的诸个点格进行有效甄别剔选，在这里，文化代所表现的状态呈波浪式立体起伏模式，具备苛刻、漫长、高迈的特质，谁的思想、文化成果能青峰独秀、一览众山，谁便具备“代”的意义，比如五百年一出的曹雪芹……，千年一出的李白、苏轼……，数千年一出的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他们无不具备“代”的意义，推动一个又一个文化时代的巨大发展，世世为人们所尊崇。这种信息力、意识力之强无可争议。
人类文化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带”与“代”的交错盘旋上升，才永远前行，为我们打开境界开阔、星河灿烂的文化天空，人类看似高傲的心灵，才不至于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世界感到寂寞和孤独。
同理，文登作为有着数千年深厚文化底蕴传承的古老县域，如果仅仅抽出文学创作加以分析，其在华夏文化的发展脉络上，更多地体现出文学带的意义，当然，其间也曾出现过几次较为朦胧的、向文学代的攀跃与一试身手，并多少令我们深受鼓舞。而这已不属本文所论述之重点，我所荡笔展开的，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文登文学自身“带”与“代”的发展分析、论述。
从“带”的意义上，文登的文学基本同步阴晴于新中国大的文学气象，在建国后的数年间、文革期间、改革开放后的数年间、世纪之交的前后数年间，人们先后经历了四波较为壮阔的、对文学作品阅读创作狂热与喜爱的风雨洗礼，体裁上也几乎涵盖了所有文学表现形式，每一波都铺排着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们的背影，他们默默托起文登的文学大厦，托起文登的文学星系。
从“代”的意义上，建国后的数年间，文登涌现出作家、诗人于书恒，其公开发表作品千余件，1965年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接见。改革开放后的数年间，涌现出作家王润滋，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卖蟹》、《内当家》先后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并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改编成电影。世纪之交的前后数年间，则涌现出作家徐承伦，其长篇小说《地魂》、《义鬼聂小倩》，中篇小说《花儿》等多部小说在《十月》、《小说选刊》等国内刊物发表并获奖，2012年推出长篇小说《租界租界》再次于国内引起广泛关注，其细腻沉静而极富语言张力的创作风格自成一体，深入人心。
而在世纪之交的前后数年间，我认为文登文学另一位具备“代”的意义作家便是陈全伦。抛开其数十年的从政光环，这仍是一个在文登、在全国文学圈内并不感到陌生的名字。在本人的地域性文学理论梳理中，将其划入“代”的范畴，大体可归结为如下的综合释析。
通览陈全伦的文学作品，其创作风格始终坚持了强烈的文登地方特色。这种特色，一方面是他在大量创作活动中，运用原汁原味的文登方言，我们知道，作为一方地域文化传播，语言承载了强烈的地方生命信息和人文色彩，越是地方性、原生性，便越具备辐射力、穿透力；另一方面，他的创作素材全部取自文登本土，文登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皆是其表达、歌颂的不竭创作源泉。而在当今创作理念悬疑、猎奇之风迷乱之时，陈全伦的创作取向定力尤为突出而难能可贵。
陈全伦在创作上所表现的执着与痴迷程度几乎达到疯狂。可以想像，曾经作为一名地方文化官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需要怎样巧妙地安排应酬与创作时间搭配，而他真的做到了。同时，几年前的一场重病，让他心力憔悴，一旦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他反而表现出较之此前更甚的狂热重新提笔，用生命之光照亮自己全新的文学创作之路。对此，我们所能表达的，唯有对神圣文学的持续膜拜，对陈全伦如此虔诚的感佩。
其次，陈全伦的创作从量的积累上，具备了一种求变的内在要求，基本达到于此一时期文学带的隆起与号召作用，向“代”的意义实现有效跨越。正如前序《热爱的力量》中于军宁所言，其创作量之大，经历了至少两个黄金创作期和收获期，从1981年在山东《农村大众报》公开发表诗歌《除夕的爆竹》、1983年1月1日在山东《计划生育报》公开发表小小说《郑老大盼孙子》至今，累计创作作品20余部、上千篇（首）、500多万字，这在此一时期无出其右，所起的示范、领军作用显然不可忽视。
应当承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过多的分散只能导致一事无成。但对于哪些天纵之才自当别论。远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近有国学大师范曾……他们均对多门类艺术有所创造，并各有大成。虽然如我辈者难望大师之项背，但其精神与我们并没有绝然的阻隔。因此说，陈全伦的创作，也同样体现了文学实践和勇敢探索的人文精神。在从事创作的近40年间，他先后创作过影视剧本、戏曲、短中长篇小说、现代诗歌、散文、散文诗、诗词、文艺评论、宣传片脚本、新闻报道……几乎涉足文字领域的所有文体，其胃口之大，实难令人参透其文字消化功能有多强？但这又如同一把双刃剑，把握不好反而产生后拖式的阻逷力。在今后的创作中，作者应该适当予以调整和重视。
人生需要勇往直前的拚搏与奋进，亦需要小桥楼台的停顿与欣赏。现在，陈全伦再次为文登乃至全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奉献了四部册的文学作品集，尽管具备进入文登文学代的基本条件，但换个角度，文学从来都不会以数量、文体庞杂作为它的终极目标和优劣准则，就本作品集而言，在谋篇架构、意境深拓、艺术处理、哲性思考等等方面，仍需要接受时间的进一步审视挑剔，这对作者本人、对文登文学的优良发展无疑将是积极而更具深层意义的。
一家之言，是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陈全伦著四部五册文学作品集《心灵放歌》所撰序言 黄海数字出版社 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