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题记
先辈苦旅
一
1914年冬，我的母亲生于半岛南海边的一个叫大时家的村子。外祖父姓侯，那时已三十几岁，刚分家不久，分得了三十几亩地和十几亩山峦。“守山吃山，守海吃海。”外祖父平日里除了种地，也做点海产品生意，生活过得也算殷实。
外祖父小时侯读过几年私塾，“子曰诗云”也背得上几句，是个明礼仪，重义气之人，尤其分家之后，经济独立，常爱解济周围生活困苦的乡邻。由于他善于扶危济贫，本村外乡朋友很多，在邻里乡亲间口碑很好。
新亥革命后，穷乡僻壤的百姓实指望出现云开日出的新天地，好直直腰杆喘口气，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窃国大盗、流氓军阀所篡夺，东方欲晓的天空又阴沉下来。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丑恶的东西像瘟疫一样四处曼延着——吸大烟、醺酒、赌博等败风恶俗日盛。外祖父很快成了“污泥浊水”的溺者之一。
在外祖父做生意的伙伴中，有个叫毕四的，是个有名的“烟鬼”，才四十几岁的人，那瘦弱的身躯就成了一张弓。由于是同村，外祖父赶集常常与他结伴而行，很多时候同在一店吃饭歇息。这个毕四为了找个“同盟军”，千方百计引诱外祖父上烟瘾。一会儿说：“大烟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你猜皇宫里叫它什么？——‘益寿膏’经常抽口，能延年益寿。”一会儿说：“大烟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瞌睡了抽口可提神儿，劳累了抽口能解乏呀！”一会儿又说：“大烟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饿了抽口能当饭，渴了抽口能当水。”或者大吸一口转到外祖父身边徐徐地吐出烟雾“闻一闻，香不香？”每每如此外祖父都不以为然，或充耳不闻，或断然拒绝。这样的茬口多了，有些知情的人便在背后对外祖父挑起了大拇指，啧啧称赞“他真是硬骨头！”可是“硬骨头”没“硬”几回，终于涌来使他“溺水”的潮头。这一天，外祖父与毕四合伙贩鱼又行了一个远程，晚上住店躺下后不久，外祖父突然觉得肚子难受，逐渐疼痛起来，他起身上了茅厕，大便如泄水一般，反复三趟，搅得毕四也没法入睡，他便出起主意来：“掐块烟泡，用水冲了喝下，保你止住！”“不行不行，喝上了瘾可怎么办？”外祖父强忍着坚持不喝。可上炕不一会儿又支撑不住。毕四又说：“你真是迂苛，你没听说‘得了霍乱病，三天不好要你的命’吗？”外祖父去茅厕回来连腰也直不起来，坐在炕沿寻思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老毕，那就劳烦你给我泡一碗吧。”“真的，要是别人我还舍不得给呢！”毕四一边唠叨着，一边下炕和店主讨了水，泡制一碗端了过来。外祖父疼痛难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坐起来接过碗来，一饮而尽。然后强忍着与毕四并肩聊着闲话。说来也怪，不知什么时候肚不痛了，吹灯躺下，一觉睡到天明，起床时虽然觉得身体有些虚弱，但已不觉难受，这一招使外祖父真正感到了大烟的“神奇”。从此之后，毕四再说“大烟这玩意真是好东西”时，外祖父便把拒绝变成了点头，似乎也有同感了。又有一次，外祖父与毕四在一店里住下，由于挑着鱼货走了一天十分的疲惫，外祖父吃了口饭，衣服没脱就半躺在炕上歇息。毕四从店主那里租了烟具买了烟泡，又重复着往日的诱言。外祖父出于“解乏”的考虑，也终于抵不住诱惑，便试着尝了几口，之后又有几回，这般地“品尝”，渐渐尝到了“滋味”，烟瘾愈增，再接着便买了烟枪、烟灯和烟泡。
丑恶的东西如果让其随意蔓延，会十分的残酷与可怕，它就像庄稼地里的蝗虫，你如果稍不在意任其肆虐，它便噬掉你的叶，吸干你的汁，以至啃净你的茎，叫你再也没有起身的机会，彻底完蛋！
外祖父自从有了烟瘾，一时不抽便哈欠连天，淌涕流泪，浑身乏力痛苦难忍。地可以不种，买卖可以不做，但大烟不可以不抽。只为这抽大烟，外祖父很快花掉了做买卖的本钱，然后是卖地、卖山峦，不到十年的工夫，便卖得精光，身无分文，两手空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外祖父的烟瘾越来越大，一时不抽便面如黄蜡，大病一般。无奈只得借钱买几个烟泡，抽上几口还可以抖一抖精神，就像干了油的灯，焰芯上的火苗又可以跳动几下。
再后来外祖父还染上了赌，抽大烟和“赌资”全凭借得，债台日渐高筑，对外祖父而言可谓“饥荒（欠债）多了不压人”，可是如此这般，着实苦了外祖母。那时，舅舅、母亲、姨都未成年，一个小脚女人，驮着一身的饥荒，操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谈何容易！
外祖母的娘家是南海边张会口的大户人家，除了有地还几条船常年出海打渔，生活富足。外祖母遇到生活拮据，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娘家借省亲在那里住一些时间，回来时吃的用的再带回一些，又能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如此以来，娘家的几行兄嫂便在背后说三道四，外祖母耳闻多了也觉得没有脸面，人虽穷却不能志短啊，再后来外祖母即使生活再艰难，也很少回娘家“沾光”了。
母亲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为了糊口，外祖母将十五岁的舅舅打发到远村扛长活去了，接着将我母亲和姨送到邻村一富户当了佣人，她自己挽起了要饭篮子。
母亲和姨进了那户人家后，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并且睁开眼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洗衣、濯菜、喂猪、喂鸡、烧水、做饭、推磨、轧碾、看孩子，一会儿也怠慢不得。那家的主妇十分霸道，忙活中稍微出了一点闪失就是一顿臭骂或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狠打。姨那一年仅十一岁，一天，那妇人叫姨看着驴推磨，别看这营生，可不是什么轻松活，需要把驴驾上磨不说，更麻烦的是既要及时的往磨顶上添粮还要赶驴、罗面、接送驴的粪便等等。一个成年妇女忙活一天也会累得直不起腰来，更何况一个十一岁的女孩。推到傍天晌，人累了驴乏了，不知什么时候驴的“捂眼”掉了一边，那驴见了面就转头想吃，因戴着笼头没吃多少，却把面弄撒了一些到地上。姨急忙喝驴停下，赶紧将驴的“捂眼”遮好，然后蹲下来收拾磨道里的面。那妇人正好路过这里，听见磨房里的推磨声停下，疾步走了过来，看到地上有面，不问青红皂白，一边骂，一边抄起墙角的磨棍就朝姨的头、背、胳膊一阵乱打。“你这穷鬼就会吃饭啊，连这么轻快的活也干不好！你是故意作践人是不是？”姨一边恐惧地尖叫着、哭着，一边辩驳着：“是那驴可恶，不是我故意的……”她那里容得姨的反驳：“你还敢嘴硬！”又一阵噼啪的棍打毒骂。……。母亲在厨房里洗菜，听到姨的哭声急忙跑到磨房，看到我姨头上的血已流到了脸颊。母亲哭着扑了上去，用双臂上躯死死地护着姨。那妇人见有人来护，把骂声变成了吼声：“得理啦，还护着，狗娘养的小穷鬼，我叫你护，我叫你护！……”一边狼嚎一般，一边向母亲劈头打去。母亲的手臂、后背顿时疼痛之至，火烧一般。她猛地转过身来，咬着牙上前从那恶妇人的手中夺过磨棍，狠狠地扔在地上，怒目瞪视着那恶妇人的脸：“狗娘养的，你才是狗娘养的呢！你是狼心狗肺的畜生！你是母老虎！”母亲气氛难耐扯着姨的手冲出了磨房，一边对姨说：“妹，咱不干了，咱回家去！就是要饭，也不在这受气!二人迈出了高门槛，向院子里吐了几口唾沫，转身向家里奔去。自此就是挨饿受冻再受苦也不当“锅台转”了。
二
我的祖籍是埠口港西北的大永福村。祖父祖母拉扯着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种着十几亩地终日劳碌勉强度日。“天有不测风雨”，就在祖父四十几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儿女无一成家立业，他可是全家的顶梁柱呀！为了治好祖父的病，祖母咬着牙忍痛卖掉了所有的田产求医买药，最终还是没有保住当家人的生命。安葬了祖父，家务分文，地无一分。祖母看着身前身后济济一屋子儿女，想想以后的日子，几天几夜吞不下饭，合不拢眼，十几天之间头发由乌黑变为花白。思来想去，路路断绝，祖母也想到了死，死了一了百了，可再想一想，一大群孩子没了爹如果再没了娘会成为怎样的状况呀？不能！祖母想，我要给孩子撑起腰杆，领着孩子要饭也要活下去！
祖母娘家的大哥——我父亲的大舅来了，帮着祖母出了个主意：“领着孩子回娘家去吧，家里人尽力关照一些，慢慢往下混吧，等孩子大了就好了”父亲的大舅回村后，好歹租了几间破屋，祖母卖掉大永福的几间草房，拖儿挈女举家迁往了礼格庄村。
可谓“天无绝人之路”祖母在娘家兄弟的支持帮助下，用卖房子的钱作本钱，由我伯父领头，与三个弟弟一起，支起了猪床，做起了屠宰的生意。由于祖母的支撑料理和兄弟四人的同心协力，家境慢慢有了一点好转，几年下来，积攒了一点钱，买了宅基地，盖了十间草屋，有了住处，大伯父、二伯父相继成了家，后来还买了几亩薄地，算是在这边山窝里扎下了根。
母亲十七岁嫁到我家。我的父亲那时二十三岁，除了过年过节时协助大伯父赶集卖肉之外，平日主要给外村近邻的富户打短工、干零活挣点钱维持家用。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完全是由双方的父亲包办的。听母亲说过，祖父和外祖父在柘阳山山会上相识的，后来经常在赌场上见面，结为朋友，他们在闲聊间口头定下了儿女的终身大事，后来因祖父去世家境破落，外祖父曾一时想断了这门亲事，觉得自家已穷困潦倒，再让女儿嫁到穷门，于心不忍。后来又考虑到答应了朋友的事，信义为重，怎么能因为穷困而反悔呢？为了妥帖，外祖父还亲自到礼格庄“考察”过一次，印象是虽然家境贫寒，但可以看出家风淳朴，尊老爱幼，兄妹团结，妯娌和睦，有兴旺之气，回去后终于定下了此事。
又过了两年，小叔也成了家。虽然三个姑姑相继出嫁，却又添了几个孩子，对于祖母来说，十几口人的生活是不好马虎的。无奈又把娘家大哥找来，主持分了家，一分为四，祖母年龄也大了，在四家轮流着吃饭、生活。母亲说，那是春天分的家，每家分了两间半房子，一亩薄地，一升玉米，半斗地瓜干，一口锅，两个碗，一把筷子，一床旧被，其余用品一概没有。那时已有了大姐，父亲一面租种几亩地，一面在近村一些人家打点短工，勉强维持小家的生计。
母亲是个小脚女人，一米五几的个儿，虽然矮小，却性格倔强，从不服输，且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面对家庭生活的困苦，母亲鼓励父亲借来一点本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做起了收猪毛、贩猪毛的生意。从各屠宰户收来猪毛，然后一扎一扎捆好、装箱，用自行车驮着送往烟台，卖给制造刷子的厂家。母亲每天除了伺候一家人的穿衣吃饭，管理一切家务，还要帮父亲整理、包装收来的猪毛。脏活累活，她总是一个劲地干，很少歇息。现在想想，那么一个矮小的小脚女人，竟能那般泼辣，那般能干，这泼辣、这力量来自何方？那无非是因为心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母亲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花了几十块钱从别人手里买来一架旧的木制织布机，开始学习织布。学会后，到集上买回一些棉花，便没白天黑夜地纺线，每天晚上都纺到深夜。夏夜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而且蚊子咬的厉害，母亲就在院子里挂着风灯点着蒿绳纺，蒿烟呛得满眼流泪，蚊子仍然难以制服，手脸常常被叮得红泡遍布，奇痒难忍。为了让线早一点上机，有时通宵达旦地纺。父亲担心母亲累垮了身体，多次劝说注意休息别累坏身体，都不起作用。有一回父亲便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给母亲听：有一个妇女半夜在院子里纺线，突然听到房顶上有声音，她抬头一看，屋脊上有一个身穿白袄的汉子在来来回回地走着，一边走还一边说着：“我反穿皮袄毛朝外，谁在半夜纺花我把她揪上房顶来……”。父亲的这一招还挺灵验，母亲着实有些害怕，好些日子没敢戴夜在院子里纺线，只得关着门在屋里纺一气，实在受不了早些入睡。可“故事”稍一淡忘，由于急于求成心理的驱使，尤其想到家里大人和孩子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头上的帽子，这一切都需要布来做，想到要改变家里穷的叮当响的日子，母亲夜里在屋里热得难受，又壮着胆子把纺车搬到院子里，纺线的时间又恢复到与往日一样。线纺好了，母亲便请邻村的刷线匠，选择上好的天气，将线上浆、刷好、晒干、上机。线一上了机，母亲便又废寝忘食地织起来。木机织布完全凭身体各部分协调的动作作动力，是一份十分艰苦的劳动。这种织布机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还用过。我记得他需要双脚踏着像风琴一样的踏板，手将线梭从机杼的一端的线缝间迅速地穿向机杼的另一端，然后，有双肩和腰部用腰带带着机杼往后拉，将线的经纬扣紧。“唧唧复唧唧”，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连炕沿都扑不着。由于母亲心灵手巧有时将线染成不同颜色，织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并且布面细致平整，令同村的婶子大娘们很是羡慕。然而，织的最好的布母亲是从来不作家用的，不拉不扯，叠的平平整整，亲自拿到集上去卖。到了集上由于布的质量特好，又守信用，每次都能卖个好价钱。。布买了，母亲攥着卖布得来的钱，不舍得买半点吃的用的，而是赶紧到集的另一处，再买一包棉花，准备回家继续纺线织布，剩下的，一分也不花揣在兜里带回家，全部积攒起来，准备盖房子、买地和以后供孩子读书之用。
三
父亲和母亲小的时候都没有读书的条件，从来没有得到摸书本的机会，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对读书人总是十分的羡慕。在他们黄连煎熬的心目中，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儿女中培养出读书人来支撑门户。大姐到了读书年龄，那时虽然家里贫困，父母亲也将她送到村里的学校去，大姐勉强念到三年级，看着父母整日实在太累，她果断地退了学，帮着父母做家务，照看弟弟妹妹。二姐念完了高小也作了罢。在父母的心里，女孩子不念就不念吧，男孩子可不能放松。父母的第一个希望是我大哥，大哥上学后，书读得特别好。大哥的小学老师是个女的，姓王，是一位很出色的老师，在我村威信极高。她本是邻村的大家闺秀，嫁到我村一户姓刘的人家。在学校里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她带着一个班，教语文和数学。大哥是她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她教起来也更加用心。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我大哥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老师经常表扬、众人十分羡慕的典型。听说大哥那时特别的活泼幽默。有一次，学校配合社会搞了一个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王老师导演让大哥扮演了一个巫婆，表演的那天，大街两旁观众如潮，在青年高跷队之后便是学生队表演了。只见大哥一身巫婆打扮，斜襟夹袄的盘扣上挂着红辣椒，手上端着一个长管烟袋，一会儿口若悬河云里雾里的说鬼话，一会儿装腔作势请神唤仙地行法事，把个巫婆形象表演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逗得街边观看的婶子大娘们前俯后仰，两眼抹泪。几年后，大哥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初中，考入烟台财会学校，虽然不是名牌大学，也令乡邻们好大一阵羡慕。大哥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平日省吃俭用全力支持大哥读书。大哥也极为父母争光，每学期学习成绩都是全优。父母每次接到学校寄来的喜报，都高兴地帖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大哥也深爱着父母，每次放假，回到家放下书包就跑到地里帮父母做活，休息时就坐在地头和父母说长道短，和邻居谈天论地。过往的乡亲无不投来钦佩的目光。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就是那么难料。人向命运抗争，有时命运偏偏与人作对。晴天里也偶有炸响的霹雳。眼看着只剩下半个学期就要毕业，大哥突然得了脑膜炎，浑身发烧，头痛得厉害。要是现在，这种病在大医院很快便可治愈。可是在建国前夕，那时那地，那条件那医疗水平，全国最好的医院的医生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就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我的大哥，在得病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全家人悲痛欲绝，父母亲差点跟了去。此后的很久很久，全家人和邻居都大忌提及大哥的名和事，一直到母亲老年时，谁在她跟前回忆起大哥的事，她都眼泪汪汪地难受。我记得又一次母亲和邻居婶子在门楼下做活，在闲聊中婶子无意间说到大哥的事，母亲含着眼泪喃喃地说：“别提他啦，他真是个骗子，是个大骗子，专门来骗我们来的。”不是吗，大哥的离去，像揪去父母亲心头的一块肉，留下深深的一个疤。因为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希望就这样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对他们的打击是何等的沉重啊，深深的创伤以至于成为父母亲终生的疼痛。
“希望”这东西可谓人生之珍宝。父母亲失去了一个“珍宝”，更渴求新的希望。身边有大姐，再后来随着二哥、二姐、三姐的长大，四姐的降生，再后来又有了小姐和我，父母亲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在艰难的人生旅途的跋涉中，他们又看到了前方的希望之光。
（发表于《文登学》2003年第3期 原题《岁月留痕》）
烽火印记
一
1938年8月日军进犯山东，不久德州、平原、禹城济阳相继失陷。1939年3月，日军侵占威海卫，铁蹄所至杀人放火、掳掠奸淫，无恶不作，使本来贫困潦倒的百姓陷入更加沉重的灾难之中。
我的小叔是个标准的穷苦农民，个子不高却很壮实。娶了媳妇后比以前更加勤快了，一心奔着过好日子。家中只有一亩薄地，又租种了富人家五亩地。平日里除了忙地里的活，还做卖菜种、卖佐料的小生意，赚点钱好买咸盐洋火什么的维持家用。
七月的一天晚饭后，在地里忙了一天、累了一天的小叔，顾不得歇息，便匆匆地去找邻居肖成商议赶集的事。肖成是小叔赶集的伴儿，家里有一个做鞋的小作坊，一年中除了忙割忙种在地里忙活一些日子，其余时间大多泡在集上或在周围的村子“拉乡”转悠。明天是侯家大集，侯家地处山海衔接地带，东海南海的干鲜海产，北山岭间的杂粮、水果，西面泊地的蔬菜、畜禽，加上千家百业的出品都在这里聚集交易。若是在往日，二人很是默契，不需商议，谁起得早，走时招呼一声：“走哇，伙计！”另一个应一声：“好嘞！”将要卖的东西一拿，挑着担或推着车，一起闲聊着上便了路。如今却大不相同了，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不仅在侵占的地盘里横行霸道，并且不断地向周边地区蚕食扩张。为掩盖其虚弱的本质，除了在据点向周围的村庄放冷抢、冷炮，还不定时的派飞机像绿头蝇一样在四乡百姓的头顶上嗡嗡地飞，搅得人们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明天这集能不能赶呢？小叔心里没底，寻思着肖成这些天常在四乡里转，消息比自己灵通，问问他，该清楚外面的动静。
肖成正在家吃饭，见小叔进来就猜透了他的心思，“老冬，（小叔的小名）要赶明儿这个集，确实是剃头刀子擦腚——险哧啦的，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啦。”他喝了口稀饭，顿了顿又接着说：“最近北面风声挺紧的，你也该知道吧？”小叔说：“听说了一些，你知道的比我多，快说说。”“前日，草庙子集上，日本鬼子的飞机向赶集的人群扔炸弹，炸死了十二个人，还炸伤了八、九个，真惨，日本鬼子狼心狗肺，太狠了！”“操他妈的小日本，真是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透了！”小叔气得咬牙痛骂，继而叨咕着：“往后这买卖没法做了，这咸盐洋火上哪弄去？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不过，”肖成又转过话来给小叔壮胆了：“也不用太在乎，鬼子毕竟是初来乍到，多在城里据点里转，现在大多时间在北拉溜活动，咱明儿朝南走，应该没事。”“那咱就这么着，大不了集赶不成咱就早点转回来。”小叔也坚定了赶集的主意。生活所迫，只得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往前趟了。又聊了不多一会儿，小叔便回了家，见小婶在为他赶集做准备，也没多说外面的事情，吱唔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早早地躺下了。
第二天，二人吃了早饭就结伴启程了。肖成用小车子推着布鞋，小叔用担杖挑着菜种、作料，提心吊胆，倍加小心地向侯家大集走去，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就到达了集上。看看集上已来了不少人，听听远近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如同往常，二人紧绷的心弦稍稍有些放松。他们各自便找到本行的地盘，选了个较好的位置把货摆上，便招徕起生意来。小叔的眼前和身左身右各种菜种、作料大大小小的包儿摆了一大片。十点钟左右是大集最盛的时候，买的卖的都在忙活，整个大集喧声鼎沸，人流如潮。正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轰鸣声盖过头顶，赶集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向空中望去，“飞艇机，飞艇机！”有些半桩子青年和光着腚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见这新鲜玩意，还跑上高处，登上草垛看热闹。不多一会儿，那轰鸣声又由远而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在集东头的肖成和在集中部的小叔都感到了事情的不妙，急忙收拾起摊子来。周围的人也都紧张了起来，有的人一边收拾一边嚷着：“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可能会扔炸弹的！”整个赶集的人潮慌乱了，有的朝四下的胡同里跑。小叔的包包多，还在收拾着，正在这时，只听得“轰轰”两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全集的人都震懵了，。飞机在空中兜了一圈，转回来又是“轰轰轰”一阵同样的爆炸声。“日本鬼子真的扔炸弹了，快躲！——”集市上乱作了一团。在炸起烟尘的地方哭叫声一片。隆隆的飞机轰鸣远去，人们便向惨叫的地方靠拢，看看其状况，真是惨不忍睹：炸弹落下的地方炸出几个深深地大坑，坑边远远近近横七竖八地躺着炸碎的尸体，有的脑浆崩裂；有的胳膊腿炸没了；有的遍体鳞伤还在抖着气。其中一个已被炸死的小男孩，肠子涂了一地，手里还攥着半截地瓜。……。除了炸死的，地上还有一些抱着胳膊哭叫的，抱着腿打滚的。小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正在急忙收拾的时候，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身边不远的地方落下，光亮一闪，响声震天，就在炸弹爆响的一刹那，小叔觉得什么东西猛然把他推出好几步远，又猛摔下去，头“嗖”的一下不省人事。苏醒过来后，顿觉左小腿钻心地痛。小叔试着爬起，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原来是小腿炸断了，鲜血透出了裤子，也从裤腿流到了脚面，流到了地上。小叔坐在地上，满身是土，满脸流汗。这时肖成扒拉开围着的人群，看到只能在原地转圈的小叔，呼喊着扑了过去，“老冬，怎么了？”“快来老成，我的腿断了！”肖成轻轻地撸挽起小叔左腿的裤管一看，满腿是血，白白的骨头像折断的树枝一样支了出来。小叔急忙说：“快，帮我把褂子脱下来，把腿缠着。”缠完了腿，肖成推来了小车，周围的人帮着草草收拾了一下凌乱的埋在土里的东西，几个人将小叔抬到了小车上，小车梁子的两边，一边是两人的货物，一边是满脸扭曲的小叔。“快走，赶快离开这人多的地方。”肖成赶紧套上了车攀，推起小车便走。“操你妈的小日本，耍的么臭威风，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撒野，糟蹋老百姓算什么本事，……等八路军在战场上把你们这些小鬼敲个稀八乱!小日本，我操你们八辈子祖宗！ ……”小叔气愤地难以忍受，只是一个劲的高声臭骂。
走走歇歇，直到日头偏西，二人才回到我们的村头。小婶听说小叔的腿被炸断，吓得哭出声来向外迎去。村南头的大道边已聚集了一大帮人，中间是小叔坐在小车上，面色蜡黄，紫黑的血迹已浸透缠绕的衣服。肖成正向大伙诉说着事情的经过。祖母和大伯也赶来了，大家推的推，扶的扶，把小叔搬了回家。我父亲在山里干活，听说家里有事也急忙回来了。小婶一边抹泪一边小心翼翼地给小叔洗擦血迹。炕沿上坐着的，炕前站着的，正间里蹲着的，家人和邻居们七嘴八舌的或出着治腿的主意或骂着日本鬼子的可恶。那时没有整骨的医院，只得找乡间的医生来调理。我父亲急忙骑着自行车，到五里之外的二甲村请来一位会整骨的医生。那医生看了情况之后，叫我伯父和父亲帮着，让小叔用牙咬着笤帚背，折腾了近半个小时才算整治包扎完毕。小叔把笤帚都咬乱了，疼的满脸满身都是汗水。医生接着又开了几剂汤药，吩咐小婶精心照料。
半个月之后小叔撑着拐杖在小婶的搀扶下可以下炕活动了，可后来扔了拐杖，断的那条腿老觉得断了半寸，一生永远跛腿而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永远铭刻在小叔的骨头里，永远记在全家人的心里。
二
1941年夏季的一天，父亲在登登口村的一大户人家扛活。吃完早饭不久，父亲正和伙计老牛在牲口棚铡草，忽然跑进来一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说：“东道上停了几辆汽车，跳下了不少鬼子，准没好事，快躲躲吧。”老牛说：“是来收粮催税的吧，咱扛活铡草喂牲口的，谁能把咱怎么样？不理他们。”父亲同老牛的意见一致，继续忙着手中的活儿。
过了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外面传来了吵闹声：“光修工事，修工事的，地里的活就不用干了？”“现在不下种，秋天吃么？不得饿死？”“你们还要钱要粮的，现今不种地，钱粮上哪弄？”“……”“你们还反了！”“少说废话，修工事要紧，快走！”老牛这个人好事，放下了铡刀轻手轻脚地出了门，在胡同头向吵嚷的地方窥望：有十来个“二鬼子”端着枪围着五、六个村民在咋呼，他赶紧退了回来，对我父亲说：“不妙，是来抓劳力修工事的，……”话还没说完，只听外面“砰砰”两声枪响，接着便是几近疯狂的吼叫：“你们找死吗？快走！”“……”父亲的嘴巴贴着老牛的耳朵小声说：“看来躲是来不及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一旦他们进来了，咱先跟着他们走，后面咱再想办法逃。”“只得这么地了。”他们继续慢慢地铡草，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外面的脚步声、吵嚷声像旋风一样，很快来到了门口。“进去看看有没有人。”呼啦啦涌进四、五个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的“二鬼子”，见有人便气焰嚣张地叫嚷着：“走，快走，到村东头集合！”父亲不急不忙地问道：“去干么？是么事这么着急？”“少废话，去了就知道了！”按着原先的计议，父亲拿起了放在一边的褂子，披在肩上，和老牛一起往村东头走去。
“二鬼子”像赶牲口一样把抓来的二百多么“劳工”统统“赶”到因寺桥南面的一个场上，由一个头头训话，那家伙个子挺高，脖子挺长，尖嘴猴腮，目露凶光。讲得大多是为皇军卖力不许偷懒之类的话。最后把人一分为四，一帮到村南挖壕沟；一帮到东山抗石头；一帮到村里搬门板；一帮到村口垒石墙。最多的一帮是到东山抗石头的，有五、六十人，父亲和老牛都在其中。人群一长溜向东山走去，左右后尾有八、九个持枪的“二鬼子”。在父亲前面的人群中，有个五十出头的矮个子在小声嘀咕：“走慢点，走慢点，累死了谁管家里的老小？”“真倒霉，老娘快病死了，去张家产抓药。没想到半路上被堵到这儿来了。”父亲同情的向前看了一眼，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不行，得想法子逃出去。”矮个子压低了声音鼓动着。“二鬼子”中有人听到了嘀咕声，但也听不到在说什么，嚷道“嘀咕什么，快走，工地上等用石头呢，快走！”一个劲地催促着。走出约摸二里路的光景，半山腰有一个石窝子，这伙人沿着陡斜的山路艰难地往上爬去。石窝子里几个“二鬼子”端着枪看着一帮人在打石头，懒洋洋的“叮当”声传下坡来，抗石头的人来到石头垛旁，不言不语，搬一块石头抗在肩上就走。那个小伙子拣了较小的一块抗着就走。“你站住”一个“二鬼子”看见了，“小子，你耍熊，你偷懒，你给我站住！”小伙子毫不理会，还以为是喊别人呢，他仍朝前走着。那“二鬼子”恼羞成怒地跑过来，扯着小伙子的胳膊一抖，小伙子冷不防肩上的石头落了地，正好砸在这“二狗子”的脚尖上，痛得她“哎哟”一声，这下可惹了麻烦。这“二鬼子”举起枪托就没头没背的朝小伙猛打，边打边骂：“小熊样，想偷懒，我再叫你偷懒，我再叫你偷懒……”小伙子躲闪着，父亲和老牛上前说情。老牛说：“小孩子不懂事就饶了他吧，……”父亲说：“他母亲在家病着，药没抓成就要到这来抗石头，谁不是爹妈养的呀……”“不用你们说情。”“二鬼子”哪里能听得进去，继续追着打，又上来几个“二鬼子”帮着打。小伙子的头、胳膊手上全是血。看到这种情景，还没有离开石窝子的人和新上来的人都靠了上去，有意识地护着小伙子。“二鬼子”们觉得众怒难犯，另一方面可能怕耽误了干活，不再追打，吼了一阵，渐渐小了声气。其实，糊弄这些“孽种”的何止这位小伙子，看那些解石头的石匠，有意把稍大的石块“解”小，好让搬石头的人有小块的抗，抗石头的人拣了小块的放到肩上，也装着压弯了腰很费劲的样子，——要不然乡里哪里来的“糊弄二鬼子”的“成语”呢！
抗石头的人上午抗六趟，下午抗六趟，每抗一趟，工地上便有人发一根染了黑杠杠的棉槐棍，吃饭的时候再收棍分饭，不够数就少给饭以示惩罚。饭食就是地瓜干子、地瓜丝子，最好的是玉米饼子——也自然都是从百姓家掠来的。趟数够的只能够半饱，趟数不够的更是饿得眼睛发蓝，直不起腰来。
“二鬼子”看管得极严，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放心，生怕有人逃走。晚饭后，父亲和老牛他们一伙人被赶到一个家庙里，三间正房虽然宽敞，但住六、七十人就十分拥挤了。地上铺着麦秧，进去找个地方躺下再想出去，连个插脚的地方也难找。
父亲和老牛在那里干了两天也没有找到逃走的机会，这可怎么是好！第三天的早饭后老牛和那位“矮个子”老人派去跟车到文城搬水泥，返回时，在半路上趁司机解手，老牛终于找到了逃跑的大好时机，他也装着急于大便的样子，跑进路旁的玉米地里，矮个子老人见老牛好一阵子不回来，也下了车朝玉米地里跑去。这时司机醒过神来。急忙招呼：“别跑，别跑！……”押车的两个“二鬼子”跳下了车追上了矮个子老人，连拖带打拉了回来，老牛却早穿过了玉米地顺着山沟跑得不见了踪影。
发现有人逃跑，鬼子看管得更严了。父亲只得忍耐，等待合适的机会。第五天的上午，看管抗石头这帮人的“二鬼子”又换了一拨，其中新来的一个高个子，父亲看着眼熟，在哪里见过他呢？父亲想了好一阵子终于想起来了，是两年前在蔡官屯一大户人家扛活时相识的王家二公子，记得那时他在牟平什么学校读书，只有假期才回来住些日子，想不到今天在这种场合碰见。父亲瞅了个机会上前搭话：“你是不是蔡官屯的王公子？……”那人先是一怔，后又仔细看了看我父亲的面孔，终于想起来是给他家扛活的伙计。“哎呀，是你，怎么在儿？……”“这还用问吗？你们一伙的叫来……这还能不来吗？”父亲压低了声音：“王公子，你看，我家里老婆快生孩子了，全家人还等着我回家呢，老在这儿这样可怎么行呢？你能不能帮忙想个办法？”那“王公子”寻思了一会儿，小声对我父亲说：“你该怎么干怎么干，中午再说。”“多谢了！”我父亲继续忍耐着坚持着抗了一上午的石头，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公子”来到我父亲的身边，装模作样地地说：“你过来，下午去干点别的事！”接着拉我父亲到一边，递过一张“条子”，小声说：“拿着它可以通行。别人问你去做什么，就说上头派我出去有事，别的什么也别说。”父亲更小声地谢过，看了一眼手中的条子，上面印着几个方体黑字还盖着一方蓝色印章，然后紧紧地攥在手中，看了看周围没人发现，就迅速捅在口袋里，转身便大步流星地走出院子，朝大道奔去。
沿着大道走了不远，就是一道山口，老远就看到两个“二鬼子”背着长枪把持着路口，父亲继续照常朝前走着。“站住，有《通行证》吗？”“有。”父亲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张“条子”，在两个“二鬼子”面前晃了晃。“干什么去？”“上头派我出去有事！”两个“二鬼子”听父亲的口气很有来头，也没再多问，点头放行。父亲便沿着大路继续前行，走了大约半里路，山坡上又有两“二鬼子”把持着路口，父亲又拿出了“条子”给他们看，没说什么就顺利放行了。父亲再也不爱走大路，向前走了一段，转过一个山脚，躲开了“二鬼子”的视线，就拐进了林间小道，一溜烟向家的方向奔去。
（发表于《文登学》2003年第4期 原题《岁月印痕之烽火印记》）
三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是日本鬼子在胶东肆虐最为疯狂的时期，为了控制这一地区，他们占城镇、设据点、修炮楼，并且奔袭与扫荡长年不断。
日本鬼子在远乡近村的暴行象冬日里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进村里：日本鬼子从南海岸登陆进了崔家村，青壮年、能跑得动的都躲进了山里，有位鳏孤老翁坐在炕上，鬼子进屋乱搜一通，一无所获，便气急败坏地用刺刀将老人捅死。事后村里人收拾尸体时看到老人的前胸和双手都被刺刀捅烂了,肯定是鬼子的刺刀捅向那里老人的双手就捂向那里，才成如此惨状。东官道村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背着书包从远处的学校回家，刚进了村子，发现胡同里有鬼子，便急忙跑进一所碾棚里躲避，这时鬼子也发现了他，追了上来，二话不说，刺刀一阵乱捅，学生捂着胸膛惨死在碾道上。还有更惨的，鬼子进了营南村，穷凶极恶地把村里所有的人全部赶到一个空地上，在周围架起机枪扫射，一次就杀害一百二十多人。
离我们村不远的西北方向横亘着一道东西走向的山岭，村里人叫它“带山”，山的西麓有一条大道，向东南通往石岛，向西北通往文城、烟台，站在带山西顶，如果是晴天，向北可以清晰看到因寺桥村鬼子据点的炮楼，向南可以看到海上的船只，方圆二十余里的景物尽收眼底。
为了及时地躲避遭殃，村民们在带山西顶垒起一高耸的石垛，烽火台一般，上面竖起高高的杆子，也准备了一些柴草，每天村民们轮流了望，一旦发现据点里的鬼子出动，山顶上的岗哨立即放倒高杆点燃柴草以之为号，山下田间劳作的人们可以及时发觉山上的动静，村里的人们在猪圈墙上或园里、场上也可以望见山上的信号。
村南有一所小学,是村里人集资刚刚修建的,为了了望方便，特地在院门处修筑了了望台,学生轮流站岗,以锣声为号,锣声一响,整个村子的人都可以听到。
那年夏秋季节，有一天八点多钟，母亲正在门口干活，突然听到急促的锣声，又看见人们纷纷跑出家门，便急忙跑进屋里，抱起我那正在炕上熟睡的还未满周岁的哥哥，拔腿就往外跑，出了门就朝村西南的一块玉米地奔去，那地正是我们家的，母亲想一旦被鬼子发现，就装着是在那里摘菜豆的，再不放过那就听天由命了。母亲和哥哥在茂密的玉米地中间隐藏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听见什么动静，四周纹风不透，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冒汗，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哥哥在母亲怀里，脸热得通红，难受地哭了起来，母亲抱着他站起身来，拨着玉米叶往地边走去，想透透风喘口气，将要走近地边的时候，母亲听到远处好象有动静，透过玉米叶的缝隙，母亲清楚地看到仅隔着两块地瓜地和几道地堰，几百米之外的通往村里的大道上，四、五十鬼子和伪军正朝村子的方向走去，中间有两个骑马的，还有一个牵着狼狗。他们身上背着的枪械相碰撞的“叮隆咚隆”的声响都可以听见。母亲赶紧蹲了下来，正好有条地堰挡着作为隐蔽，母亲将我哥哥紧紧搂在怀里，生怕闹出声来。“叮隆咚隆，叮隆咚隆……”声音由近及远向村里的方向而去。接下来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房子，听说鬼子进了村找不到人就烧房子，我家的房子是新盖的，搬进去不到一年，在村子的西南角，有什么情况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
约摸一个时辰，村子中间冒起了烟，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烧起了房子，不大一会儿，那里的房顶火光一片。母亲回忆时说，那时看到的 好像一床大大的、红色被面盖在房顶上。
直到傍晌午的时候，听说鬼子走了，在山里躲藏的人们才陆续回到村里，回到自己的家，传说着鬼子进村的事情。听说鬼子是来找八路游击队的，几天前八路游击队在杏林庄南山伏击日本鬼子，打死打伤了十几个鬼子之后，越过垛顶山向东转移了，鬼子上了山顶连个八路的影子也没见着，所以这几天就逐个村子搜查。进了我们村，看看人都跑光了，就气急败坏地烧起房子来。后来他们也抓到了几个人，其中有小学的刘老师，学校大门之上岗楼的锣声一响，刘老师立即停止讲课，学生们很有秩序的收拾起课本向南山跑去，偏偏在这时，一个男孩没跑几步就蹲了下来呜呜地哭，刘老师一问，原来这孩子大腿内侧生了一个疮，一跑疮便磨破，疼得孩子额头冒汗无法行走。刘老师蹲下来背起男孩便向南跑去。跑上南山找了一个茂密的树林，把孩子放下。这时才想起七十多岁的爹妈还不知在何处。他叮嘱了孩子几句，便疯了一样向村中跑去。气喘吁吁地跑到家中，门是虚掩着的，屋里空空无人，爹妈到哪里去了呢，他跑出家门，挨个胡同找，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他正准备返回南山，看能不能在南山找到，这时胡同口传来喊声：“喂，别跑，过来！”他回头一看，是几个持着长枪的二鬼子，一边喊着一边向这边跑来。
刘老师被带到村中一个叫“广场”的地方，“广场”不大，有两三亩见方，那里有个戏台，是村里人在太平时候过年过节演戏看戏的地方，现在却成了会场。戏台下已经集了三四十人，大多是老年人，也有几个没来得及跑出去的中年妇女和小孩，一个鬼子头头在戏台上“训话”，意思是说日军在搜查八路，知情不报者杀之类，刘老师被押在最后一排站着，他焦急地向前面几排寻着是否有爹妈的身影，仔细看了两遍没有像的，他稍稍放下心来。
话训完了，那鬼子头头走下戏台，从前排开始逐个问：“八路的看到了没有？”二鬼子翻译也帮着问话，老的少的不是摇头就是说“没有”。气得鬼子头头的眼珠子越来越大，当问到最后一排的刘老师时，刘老师一边摇头一边说“没……”还没等说完，鬼子头头气得胡梢直抖，上前揪住刘老师的衣领，“没有，没有……手的伸出来！”一看刘老师泛白的手上没有老茧，鬼子头头像恶狼一样吼了起来：“白白的手，八……八路的是！”周围的鬼子听到“八路”两个字，呼啦一下，端着枪围了上来。刘老师一边摆手一边说不是。“打！”随着鬼子头头的一声狂吼，一群二鬼子向刘老师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一边蛮吠着：“是不是八路？“不是，我是教书的。”鬼子头头的吼声更高了“不讲实话，打！”又是一阵乱打。“是不是八路？”“不是！”“吊起来打！”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从人群中出来为刘老师求情：“他确实不是八路。”“他确实是教书的先生。”“……”畜生们那里肯听，一个二鬼子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根绳子，把刘老师吊在戏台边的杆子上，接着几个鬼子轮流着用条子棍猛抽，一边抽一边问是不是八路，直打得刘老师皮开肉绽昏厥过去。……
一直折腾到将近中午，房子也烧了，村也搜了，人也威逼拷打了，却没有发现八路军的半点蛛丝马迹，一群孽种只得放了人，草草集合，又“叮隆咚隆，叮隆咚隆”地向东去祸害另一个村庄去了。
四
面对日伪军的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毫不屈服，而且在反扫荡中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坚强。中共文登市委积极组织成立农、职、青、妇各群众救亡团体，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逐渐使昆嵛山以东的大片区域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母亲和一条胡同的大娘、婶子们正在门楼下一边补衣做鞋，一边拉着家常。房前屋后的槐杈柳枝摇曳着新绿，杏花飘落着，桃花盛开着，苹果花含苞欲放。阵阵春风送来清爽宜人的气息，使人暂时淡去了上次日本鬼子进村肆虐、四乡百姓受难的话题，取而代之的是度荒、春种、做买卖、男婚女嫁、老人孩子的闲话。
“三嫂，你们都在呢！”母亲闻声抬头向东看去，是二婶在老槐树下朝这边走来，身后还跟着两个人，渐渐近了，是两个陌生人，一男一女，男的三十来岁，挺高的个子，魁梧身材，络腮胡子，大眼睛，着黑裤深蓝对襟夹袄；女的中等个儿，挺秀气，瘦脸膛，留短发，着蓝裤蓝白相间方格上衣。大家正疑惑，他们已到了跟前，二婶蹲下身来，压低声音，像汩汩的流水滔滔地介绍着：“他俩是上级派来的工作队，来咱村组织农救会、妇救会的，刚才肖书记要我领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作个宣传。”二婶是我们村最早的女党员，她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腿勤，爱串门，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从早晨睁开眼到吃早饭（村里习惯吃晚早饭）这段时间，她除了做饭、收拾庭厨，还能串上十个八个门儿。因为这，村里的人都唤她“勤快腿”，不过她很是个热心肠，像邮差送来了信，让她碰上，她能最快的速度送到收信收件人的手中；谁家大人去田里干活孩子在街上哭，她碰上了准把孩子领回家，给他吃的让他安心地等爹妈回来；谁家的羊羔牛犊挣了跑到邻居的园里田里，她看见了肯定会上前捉住送到主人家，还要教训好好看管……这样的事干多了大家对她就十分的信任。党支部也是发挥她的长处，把类似宣传发动的事交给她来干，也算人尽其才了。
见陌生人到了跟前，母亲和大娘婶子便停下手中的活计，二婶刚介绍完，那短发女人便接上了茬：“大娘、婶子们，你们参加了妇救会没有？”母亲问道：“妇救会是干么的？”“妇救会是就是妇女抗日救国会，就是妇女们都组织起来为抗日做事。这么说你们肯定还没参加”二婶道：“前些日子听说过，可上面没有令就没组织。”“那好，今天我们就是为这是来的。”大娘婶子们急于知道妇救会的详情，就七嘴八舌地问起来。小婶问道：“妇道人家能为抗日做么事呢？”短发女人来了兴致：“妇女能做的事多着呢，宣传抗日，拥军拥属，站岗放哨样样都能干……。”络腮男人在旁插话：“有许多事女人干得比男人更好。男人女人都起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灯越拨越亮，话越说越透，大家本来早就恨透了狼心狗肺的日本鬼子，这回有人组织咱，咱也该实实在在为抗日出点力了，还有么说的，一同参加了。络腮男人接着问道：“有谁识文断字？”二婶道：“村里的妇女识字的很少。”大家想来想去想起了刘家有个媳妇姓迟，读过几年书。络腮男人说：“那好，”他对二婶道：“你把她找来，到村支书家，我们一起商量成立妇救会的事。”他俩和二婶起身要走了，那女人回头道：“开会的时候我们再见。”母亲、大妈、婶子们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个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一边又忙起了手中的活，一边议论着：他俩是夫妻吗？这么不太平的年月，单枪匹马的各村走，胆量也够大的了。他们肯定是八路队伍上的人！他们肯定是共产党员！
第二天，二婶挨个通知各户的妇女去开会，地点就在肖大伯的三间闲置的房子里，母亲到的时候，屋里已坐了许多人，昨天见到的一男一女也在，母亲坐下后听周围的人在小声议论：他们是八路队伍里的干部，扮成串亲戚的夫妇，是到各村来组织农救会、妇救会的。母亲想果然没出昨日所料，共产党、八路军要组织群众抗日了，真是了不起。待屋里快坐满了人的时候，那女干部开始讲话了，她详细给大家讲了妇救会的有关事情，然后教大家唱抗日歌曲，唱的是《五更小调》，她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山村里第一次荡漾起女人们合唱的优美歌声：
“一呀一更里，月儿刚出山，奴在房中打算盘，真正为了难，女儿要抗日，爹妈要阻拦，硬逼女儿去嫁男子汉，爹娘真可叹。
二呀二更里，月儿挂树梢，越思越想心里越焦躁，闭眼睡不着，可恨日本鬼，奸淫又掳掠，中国青年都在磨战刀，杀敌逞英豪。
三呀三更里，月儿圆又圆，下定决心去当八路军，不怕千万难。天上明月照，地上有亲人，冲破闺门出鸟笼，飞到抗日军。
四呀四更里，月牙向西沉，手挟小包匆匆上西山，不怕山水远，回头望山村，告别老双亲，莫怪孩儿不守空房门，前线炮声紧。
五呀五更里，月牙落山坡，石壁狼牙垫坏奴的脚，虽疼也能忍着。东方晓星出，西村鸡已啼，八路队伍去找奴的哥，抗日真快乐。”
歌儿越唱越熟，越唱越响亮，那里有女人那里就有这歌声，街道胡同口，家里炕头上，村外庄稼地到处有这抗日的歌声。这支《五更小调》也着实感召了一些人，那时村里的一些男女青年就是被这歌声所打动，纷纷参加八路军的。
八路的干部走了，妇救会的事便由村里的妇女干部们担当起来，抗日的歌曲也越来越多，像《归队》、《别学老宋》等，其中《别学老宋》是有人根据本县大宋家村的真实故事编写的，歌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表的是大宋家村村长姓宋，他听信了地主的话，干了有辱国格的糊涂事，最后遭到可悲的下场的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记得去年冬月二十八，鬼子兵来扫荡到了大宋家，男女呀，老少呀，都跑光，老宋他不愿跑哇，全村就剩下他。送花生，送鸡蛋，迎接鬼娃娃，鬼子兵，一见哪，笑哈哈，一边吃一边拿，一边乱糟蹋。还没呀，说上啊，几句话啊，鬼子他心肠恨，一刀送他回老家！中国人民不投降，抗日才能保家乡，反攻胜利在今年，一定赶走小东洋。”
后来妇救会按这首歌编排成大秧歌，串街宣传，还到过邻村表演，歌声越传越广，乡亲们在看表演、听歌、唱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再后来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农救会、妇救会的活动越来越红火。妇女们、村民们不仅唱抗日歌，搞宣传，办识字夜校，还多次组织拥军拥属活动，为八路军做军鞋、织布、捐钱、捐金银首饰，送军粮，还真为抗击日寇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一年，小麦滚动金浪的季节，忽然村里来了一批八路军伤员，农救会、妇救会按上级的要求，立即把他们安排在积极分子家里住下，并安排人员轮流时伺候，给伤员们烧水、做饭、煎药、护理。在这些伤员中有炸掉腿脚的；有失去手臂的；有眼睛失明的；还有一个战士没有了双臂和双腿，只有头和躯体，简直是个“肉轱辘”。大娘、婶子们看到这一个个为了抗日、为了解放家园舍生忘死的战士们，都十分地感动，拥军的热情十分的高涨。虽然赶上了夏收，但有的人家即使熟弯了头的小麦撂在地里，也要把农救会、妇救会安排的拥军的事情干好。
随着形势的发展，农救会、妇救会还组织村民们轮班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汉奸，村头路口，与村外相通的要道，都布置了岗哨。我的母亲那时就经常带着我刚会走路的哥哥，拿一点针线活，和左邻右舍的大娘、婶子们一起参加这样的站岗放哨。一般晚上由农救会安排男人们站夜岗、放夜哨，白天由妇救会安排妇女们守路口，查路条。
东西横亘的双顶山山脉前前后后的山间岭谷中的村村疃疃，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村民的抗日热情像夏日原野上的野火遇到大风一般迅速漫延，很快成为熊熊的燎原之势。
（三——四发表于《文登文艺》2012年第五期 原题《七十年前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