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相影随行的1960年的大饥荒，在很多经历过这些的人的记忆中已经成为一道道模糊的幻影，而对于未经历过这些的年青一代更是很少有人知晓——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段用苦涩与疼痛写就的历史实在不该忘记。——我们一家的经历正是那时候千百万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
搬迁
1956年春，我们一家由文登县高村乡礼格庄村迁往烟台。解放不久的港城满目破旧百废待兴，然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各行各业如雨后的千树万花显现出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父亲所在的食品加工厂实现了公私合营，成立了以职工代表为主体的厂委会，工人们真正感受到当家做主人的滋味。大家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父亲由于勤劳肯干业务精湛，年年季季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然而父亲和母亲天各一方，方方面面极为不便，成为生活中的一个“结”。和父亲相比，母亲的忙累更多，辛苦的程度更大。在远离烟台二百四十余里之外的丘岭之间的山沟沟里，母亲挪动着一双小脚，拉扯着一大帮儿女艰难地生活着。耕种收割，打场晒粮，养猪养鸡，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整年整日家里家外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一旦那个孩子有头晕脑热、何处疼痛之类更使母亲心急如焚，求医买药，奔忙不止，不到好转，脚不停歇。因为母亲已经吓怕了，之前我有一个哥哥，十九岁那年在烟台财会学校读书，放假回家，一天突然说头晕恶心，母亲急忙寻医治疗，不见好转，又急忙送往城里大医院，医生说是得了脑膜炎，这种病如果放在现在，很快就会治好，可在那时是不治之症，没出半个月便夭折了。这成为母亲心头最大的痛。然而，由于受到那时那样一些条件的制约，生活中有些灾祸实在难以躲避，越是怕什么就越来什么。那年夏天，收完了小麦，母亲想到还要去烟台给父亲洗拴被褥。那时还没有通往烟台的客车，她把家里的事安排给了大姐，便带着未满两周岁的我的小哥董舟，雇了一位脚夫，坐着小推车便上了路。二百四五十里的土路，脚夫需走两天半的时间，时值中夏，烈日当头，炎热难耐，加上住店食宿极不习惯，大人都弄得头昏眼花，何况一个幼小的孩子。老天也不作美，第二天下午，正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突然下起了雨，虽然拿了雨具，有所遮盖，还是淋了半湿，将近傍晚，董舟小脸通红，母亲摸摸他的头，有些发烧，继而上吐下泻，哭闹不止。母亲急忙寻了旅店住下，又急忙在附近找了医生诊治，也没奏效。母亲只得忍受着内心痛苦，抱着哄着，挨着，坚持着，仍然冒着难耐的炎热上路，脚夫加快了脚步往前赶，才在第三天中午到达烟台。这时的董舟脸色蜡黄，哭声微弱，半迷半醒。父亲急忙把他送往医院，医生说是中暑发烧过于严重，虽然全力救治，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父母再次痛失一子，内心之苦可想而知。
全家团圆的机会终于到来。1956年春天，根据上级的政策，像我父亲这样的职工可以带家属了，全家人高兴极了。母亲于是很快变卖了全部家当（仅房子暂时没卖）雇了一辆大车，带着儿女们就到了烟台。
父亲在建昌街的一所四合院里租了三间厢房，我们全家安顿了下来。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在街道办的工厂里找了一份纺石棉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为了补贴家用，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再苦再累，也可以忍受。无论怎样总比一家人分居两地好得多。那时大姐已出嫁，二姐初中刚毕业，凭着初中毕业证，在劳动就业部门报了名，不久就在钢铁厂就了业。哥哥在中学读书，三姐、四姐上小学，小姐刚上幼儿园。
共和国诞生的第九个年头，，1958年7月6日，我来到这个了这个世界。大跃进年代气象万千，农村、城市，农业、工业一派如火如荼、蒸蒸日上的景象。每个人对国家的富强充满了希望，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母亲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国强”。母亲在生我不刚满一月就开始上班了，把我托给一个姓马的老奶奶看护。那时虽然家里生活拮据，但由于母亲的精心调理，省吃俭用，吃穿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团聚，解除了父亲的后顾之忧，他在单位工作更加积极；姐姐在钢铁厂也经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哥哥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还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经常得到学校的表扬。一家人在清苦的生活之中可也其乐融融。
母亲与父亲相辅而行、理家教子的所作所为，以及她所统领的和睦、礼貌、勤劳、向上的家风，很快在街道里有口皆碑。市里召开“五好家庭”大会，街道居委会推举我母亲为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会议，并受到大会隆重的表彰。会上颁发的那张“五好家庭”奖状成为母亲的“珍宝”。那次会议上的情景和受到的尊重成为她以后多年的谈资。在母亲的心里，“五好家庭”这块牌子，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自豪！
折腾
举国上下“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像一阵阵强劲的热风催动着亿万人的脚步，也吹热了一些人的心。
据《文登市志》记载：1958年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掀起，至9月8日全县实现公社化，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兴办公共食堂。实现“供给制”，农民一日三餐排队领饭。1958年秋天，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进行粮食亩产“打擂台”、“夺帅旗”，20多个典型发言，亩产由2.5万斤开始一个比一个高，最后发言的是文登的代表，决心搞20万斤的“卫星田”，夺了帅旗。回来就大搞“卫星田”，亩施万斤肥，地翻三米深，亩施种300多公斤。但违背了自然规律，实际的收获十分可怜，又不得不虚报浮夸，结果必然是损失严重。
城市更是如此。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声中，“大炼钢铁”之风一涌而起，炼铁厂遍地开花。工人们找矿挖矿炼焦炼铁，忙得焦头烂额，连中小学校的学生也难以幸免，我哥哥和三姐常常停课到河里去淘铁砂。为了凑数，家家户户砸碎铁锅，回炉炼铸。据亲历过的一些人讲，最后的结果极其令人痛心——由于大多数炉灶十分简陋，并且技术落后，炼来炼去，最后大多炼成了乱铁废渣，炼成一堆一堆的无用之物。（怪不得在我的同龄人中叫“跃进”“国跃”“国进”“炼钢”之类名字的那么多，是与那时的形势密切相关。）
由于自上而下极“左”错误的折腾，加上全国性的严重涝灾，1960至1962年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粮食十分短缺。据我哥哥姐姐回忆，公共食堂解散之后，我们家粮本上供应成年人每月二十几斤粮，未成年人折半。由于我家孩子多，“半桩子”“饭仓子”，口粮显得更不够用。那时我们的住处还属于烟台市的南郊，我家的西面和南面有一些荒芜的闲地，我父亲便在下班后去清除杂草，挖沟排涝，开荒种了胡萝卜、南瓜等一些蔬菜，有了一点收获，母亲便将其掺和着少少的一点口粮打发着一家人饥饿的肚子。听哥哥姐姐讲那时很多城里人眼睛饿得发蓝，实在没有办法，有的人便到造纸厂捣鼓一些纸浆，用清水漂去怪味，然后掺合一点玉米地瓜面或一些青菜叶之类，蒸成“窝窝头”勉强充饥。在农村花生蔓、花生壳、地瓜蔓、玉米芯，甚至树皮树叶全都成了粮食，或铡碎、或晒干，上碾子、上磨碾碎推细，用面箩箩了，蒸成馒头，便来充饥。听不少人说过，最难吃的是花生壳、玉米芯磨面做成的馒头，吃在嘴里难以下咽，吞进胃里反酸胀痛，运到肠道腹胀如鼓，排泄之时便结难出。常常是蹲在茅坑里憋得两眼突出，满脸通红，头发竖起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最后只得用手指一点点地往外抠出。
几十年以后，人们提起那段饥饿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我在中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回忆那时学校里的情景：下课了，学生们全部或依着墙、靠着树，或蹲在墙根儿下，个个像八十岁的老翁懒得动弹，没有一个赶趟的、疯闹的，更不用说打球赛跑做游戏了。为什么？饿的，没力气。他们都明白，运动了会更饿，更难受。
插一点我曾经读到的资料：
1958——1960年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饥饿的重灾区，《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了人食人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三年“大跃进”过去，仅剩下18万人——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
《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记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8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万人。比如说粮食一亩地打了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算成1000斤，他说收了400斤、500斤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一点粮食也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伙——浮夸，我们的产量是领导定的，是由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
还乡
天折腾与人折腾，已经把亿万中国百姓整得饥肠辘辘，然而，此时的苏联高层领导背信弃义，撤回专家，抽走贷款，更给新生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挺立起的东方巨人经受着暴风骤雨的考验。1961年的夏季，一个消息随着燥热季风传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减轻城市的压力，上级政府要动员所有从农村转入城市的职工家属还乡生产。很快，消息成为了现实，父亲所在的工厂大会动员小会说服，形成了巨大的“家属还乡运动”。我们一家刚刚走出了两地分居的痛苦天地，现在又要将团团圆圆的一家重新分开，真比生生地从身上撕下一边肩膀还难受！怎么办？其实当时厂里有不少人咬着牙誓死不动，苦撑硬顶着，后来也坚持了下来。可我父亲不是那样一种人，可以说他算是最理解、体谅国家难处的一位。在厂务会上第一个站起来表态：“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国家的难处就是咱自己的难处，为了给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我愿意动员家属尽早还乡……”由于像我父亲一样的一些人的带头，厂里有很多人报了名。回到家里，父亲便耐心地说服我母亲和哥哥姐姐，家里人还能说什么呢？接着，父亲让我哥哥写信与家乡的村干部联系，一个月后的1960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本来月逢中秋应该是家人团圆的佳节，我们一家人却又分开，又过天各一方的生活。母亲带着我哥哥，我三个姐姐和我，又回到阔别五年的老家。
推开斑斑驳驳的家门。满目一片肮脏。一股猪粪臭气扑鼻而来，——我们的家已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室，正屋成了老母猪的产房，院子成了小猪仔的运动场，东厢房支着熬猪食的大锅。当时搬家的时候，父亲把钥匙交给本社里的一位挺要好的朋友，委托他照看着房子。后来这人当上了生产队里的负责人，上级倡导大力发展养猪事业，队里缺少饲养室又没有钱新建，他也没和我们商量，就把我们家当成饲养室了。村干部知道我们回来，提前告诉了队里，虽然大猪、小猪已经赶走，屋里院子也打扫了一下，但里里外外仍然臭气熏天。三个姐姐捂着鼻子在大门外打转，一进门就恶心，呕得两眼出泪。无论如何也得收拾个安身之所，再头痛也得解决问题呀！父亲、母亲领着哥哥首先进了门，找来了工具，打开了门窗，扫、刮、洗、擦，后来三姐、四姐也行动了起来，收拾了大半天，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
返乡离开烟台的时候，父亲从粮店买出了全家粮本上供应的全部的却很少的一点口粮，由于家里人多，母亲虽然省吃俭用，不出两个月口袋便见了底，那时虽然是秋天，但生产队田里的作物几乎绝了产，根本没有多大的指望，面对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真有些茫然了。亲戚邻居知道这种情况，这个送一篓地瓜干，那个送一个南瓜——我们知道他们的粮食也不富裕，也完全是他们从大人孩子肚里抠的嘴上夺的。大难之中，就是靠着这种亲情，这种接济，这种帮助，才能勉强度过。——患难之时见真情，人间情义的确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排除万难的一件法宝！
有一天，母亲忽然发现东厢的屋梁角别着几捆地瓜蔓，她寻了一根长棍将其捅了下来，里面藏着好多壁虎，受了突然的惊动满地乱跑，掀动地瓜蔓落了一地的灰尘和虫子。母亲想想还是全家去烟台之前为了备荒留下的东西，至少也有五年的时间了。就是这样的几捆地瓜蔓，着实让母亲高兴了好几天。的确，在那年那月有什么比可以充饥的东西更宝贵的呢！母亲像得了宝贝似得将这几捆地瓜蔓用清水反复濯洗，重新晒干，然后用刀切碎上磨推细，和着瓜菜下锅，成了全家人的美味。
那时我不满三岁，我朦胧的记得在我家的西面有生产队的一排猪圈，由于没有粮食喂养，母猪缺少营养，产下的猪仔大多死掉了，饲养员将其随便乱扔，队里有些人饿极了，就把死猪仔捡回家烀了吃。有一次我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吃猪仔肉，馋得很，便回家和母亲要：“人家都吃小猪肉，咱也弄个烀烀吃吧！”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我无论怎样求她，她都没有答应，“那东西实在太脏了，饿死也不能吃！”最后我哭着要也不成，直到母亲说：“等你爸爸捎钱回来，给你买最香的肉吃。”才把我哄住了。现今与哥姐们在一起，偶有某事触动聊起度荒年月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心底便会泛起酸酸苦苦涩涩的滋味。
据《文登市志》记载：1960年末，县委成立了救灾指挥部，全力领导群众度荒，尽快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实行包产到户，发动种“十边地”、大田间种瓜菜等，大搞代食品，照顾水肿病人。1961年下半年，县委贯彻党中央《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放到生产队，进一步纠正了“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当年农业丰收，饥荒解除。
哲学家说，真理如果向前一小步便成了谬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应好好把握不可“过”，过犹不及，欲速不达，过错过错，有“过”必错。“过头”、“过激”、“过分”、“过甚”、“过失”、“过火”甚至“过量”、“过剩”等都要付出代价。做事不到火候是愚蠢人的表现，做事过了头是“聪明人”的毛病，只有“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才是真理。就像人都有一个标准体温，低了手脚冰凉，高了头脑发热，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在干事创业中既要有气概雄风，也要能冷静沉稳；既做到激流勇进，也应该审时度势。只有根据实际，尊重规律，科学分析，准确判断，才能英明决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跃进年代”与饥荒岁月的历史，应当成为后来人的前车之鉴。
（发表于《文登文艺》2013年第四期）
